八九点钟的太阳观后感（一）

　　毛泽东的期望言犹在耳，随后一场由他导演的闹剧在中华大地演变成民族灾难。这部影片展示了这场社会混乱，有限度地探讨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虽然时光不过流逝了30年，但那段光荣与梦想、混乱与动荡相交媾的岁月俨然落到了尘埃中，急匆匆奔向富裕生活的人们，来不及停顿脚步，岁月与人生就在红尘滚滚中趟过。

　　有时候，就连一点真实都让人感到难堪，比如面对手上有八条人命的指控，前红卫兵小将宋要武在片中表白："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电影以展示文革中的一些录像资料为主，也夹杂着对一些当事人的采访。然而采访却是有明显缺陷的。比如受访者均为上层社会的受害者居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及其女儿李南央，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女儿刘亭。对施害者的采访只有在文革中大红大紫的宋要武。但宋要武却以为自己比窦娥还冤枉。如果真有司马迁"究天人之变"的雄心，导演就不能单单只采访宋要武，更要让更多的施害者说说自己的心声，也更要听听那些社会底层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声音，毕竟被迫害对象的家人甚至本人都还在世。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群人的革命，而是全社会的动荡，如果要说明白这个革命，就要从全方位的视角去关注，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毕竟什么样的土壤孕育什么样的种子，全民癫狂，罪状不能单单落在"朕躬".

　　《圣经》说"一代人来了，一代人走了，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为了悲剧不在上演，就要究问：悲剧的源头在哪里？我想这也是卡玛导演的本意吧。

　　八九点钟的太阳观后感（二）

　　这部长达两个小时的片子讲述的主要是大跃进以及文革时期的国内情况，其中，关于文革的那段记录让我颇受震撼。盲目而激进的群众，手持《毛主席语录》，在那儿山呼"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人山人海的批斗大会，人满为患且又不断在新建的监狱和劳改所，对所谓"反革命"的抄家……这些都着实令人吃惊。尽管以前就从历史学习中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因领导人错误地判断党内形势、将阶级斗争严峻化而引发的错误运动，但是从来不知道原来当时的人们竟是如此的狂热，甚至狂热到以毛主席为天。狂热的群众相信，因为信奉毛主席，所以那一百多名聋哑儿童终于恢复了听力，而刘少奇则是人民的敌人，要打倒刘少奇，不要再继续受刘少奇的迫害，要信奉毛主席，让毛主席带领人民继续革命、继续造反……这是何其的可悲啊！这场盲目而可怕的运动，吞噬了刘少奇等高层国家领导人，也吞噬了遇罗克等资产阶级先进青年；吞噬了一个民族的理智，也吞噬了一个时代的光明。十年呵，有多少个十年可以这样蹉跎呢！

　　到1976年的时候，经历了十年的动荡，这个国家已经疲惫不堪了，终于，人们开始意识到这场运动的错误，开始对这场运动产生排斥和抵抗情绪。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为这种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口。1975年4月5日清明的时候，人们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为总理献上花圈，朗诵纪念诗。但是毛主席这时候却还没意识到这场运动的错误性，他甚至动用武力驱赶广场上的人们。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晚年的最大错误了吧。朱学勤先生说："当一个人把革命推向了万岁，他同时也把革命推向了失败。"这场人们高呼"万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注定是个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

　　十年动荡，十年浩劫，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些在广场上、街道上、教室里、甚至是中国共产党九大的会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声呼喊的人们，他们的理智在哪里？他们为何是如此的盲目，如此的无知！他们难道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吗？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前阵子看的一个记录一位尼泊尔医生到朝鲜免费治疗眼疾的过程的片子，里面的朝鲜人民也是如此的狂热，他们声称自己失去光明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见到他们伟大的领袖，自己如果重获光明最想做的事是见到伟大的领袖，而他们中最终获得光明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激动而虔诚地拜倒在地上，向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高呼"万岁".这两个场景是何其的相似啊。失去了外界信息的来源，人们每天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经过筛选的、带有明显灌输意义的思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人们又怎能不盲目，怎能不狂热呢。这是人们的悲哀，但却不是他们的错误，他们只是被动地被驱使这样做吧。也许经过几十年，曾经的当年那场运动的狂热者们也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当年的盲目无知了吧。

　　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分析判断，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健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来纠正他的错误，可怕的是没有理智的人民来纠正他的错误。全民的盲目是何其的可怕，我们的国家禁不起再一次的如此十年。但在民主与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我想我们国家应该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十年了吧。

　　八九点钟的太阳观后感（三）

　　对于我这样的八十年代生人来说，文革是一段显得或近或远的历史，"近"是从时间维度上看，它在我出生的几年前还进行的如火如荼；"远"是从思想的维度上看，它是我未曾体验的历史因为显得有些陌生。诸如文革这样的历史时段处在一个历史的尴尬位置，我相信历史真实的完全显现需要足够的时间，而对于文革来说，到今天为止，时间还不够，所以对于我这样未曾经历它的人来说，它仍显得过于模糊。也正因为如此，任何从各种角度展现那段历史真实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毕竟，历史的真实展现需要时间，但是我们不能等，需要很多人去揭示。这部《八九点钟的太阳》便是这样一部记录片，片长近两个小时，主要展现的文革初期的历史，而展现的角度对准的是那时的年轻人，那些"八九点钟的太阳".

　　那时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步入中年，在镜头前他们将过去的经历娓娓到来，在记录影像和亲历者的叙述中，讲述着他们当年如何参与那试图"改天换地"豪情事业。"八九点钟的太阳"是个容易让人激动的比喻，而在那种环境的教育和熏陶下，那时无数年轻人无不认为他们将干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事业来，一步步的他们走入一种极端，他们开始蔑视曾经的师长，甚至拳脚相加；他们与没有革命精神的父母划清界限，甚至对落后的亲人挥舞着拳头；他们渐渐将自己视为革命的真正继承者，从而年轻的人们互相争斗，体味着与人斗的"其乐无穷";也有人渐渐被震撼，渐渐怀疑发生的一切，他们迷茫，他们思考，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遇罗克，甚至因此现出了生命。过去，我对文革的认识相当简单，认为那是"四人帮"作恶的结果而已，后来才渐渐发现一场运动下表现出的更纷繁复杂的内容。而这部记录片的切入点更易吸引我，因为我也正是一个年轻人，也正处于理想主义的年龄，所以那时的青年跟我也是一种或近或远的感觉，和他们一样，我也有着理想与激情，但是在那段历史背景下，那种充满了暴力的激情离我又太远，太陌生，但是谁又能说暴力激情的因子没有在我心中潜伏。

　　如今，仅仅指责他们昔日的"暴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更应该反思原因，就如这部记录片试图展现的一样。其中一位叙述者讲述了她的一位朋友的思想演变，在她心中，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朋友却面对暴力却由起初的迟疑，到参与，进而"上瘾",甚至到了打人打的胳臂肿了才罢休的地步。为什么一个好人会对他人大打出手，过去我还会对这些人的"残忍"充满指责，但是今天我发现自己底气不足，试想如果我身处那样的环境，从小受对敌人要"冷酷无情"的教育，而很多人告诉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个罪大恶极，死不足惜的"敌人"时，我能无动于衷吗？他们做了，因为受暴者是"敌人",对"敌人"的"冷酷无情"是一种"美德".有些人的参与又显得身不由己，比如那位给毛主席带上红袖章的李彬彬，毛一句"要武嘛"几乎改变了她一生，第二天就有报纸冒用她的名义发文表达了改名李要武坚决革命的决心，紧接着，李要武的一系列"革命壮举"又在民间广为传颂，她成为了一种符号，而她本人面对此只能默认，不像今天，那时没有什么名誉权的概念，只有奉献，只有为革命奉献，我想那段历史给李彬彬带来的是很大的伤痛，以至于她在受访时不敢以面示人。

　　这部记录片的表现手法上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将史实影像与当时的样板戏交替出现，正如配音所说的，现实中，中国大地上的苦难日渐加深，而舞台上，中国却日渐光明，这样的反差很有讽刺效果。也正是怀着对美好中国的憧憬，很多当时的青年踏上了周游祖国的历程，他们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目睹了山川的伟大和人的渺小，使曾经要改变山河的激情变得冷静；他们目睹了中国百姓仍然贫苦的生活，对歌舞升平的宣传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但是又有更多的人加入革命的狂躁中，曾经打倒他人的人，转眼间又被打倒，年轻人们在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间不停的转换着角色，在那动荡的历史中，这样讽刺的事情一再发生。

　　该片对文革后期的历史匆匆带过，因为文革进程和结局不是它的重点，它更多还是在于对那时青年的心路和经历的刻画，在年轻的岁月里，他们把青春献给了曾经以为光辉灿烂的事业，到头来却发现做错了许多。文革结束后，他们又都回归了平凡的生活，不知他们回忆起昔日的岁月是何滋味。作为未曾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我要感谢那些通过书籍，受访，影像等形式反映那段历史和自身心路历程的人，他们让我更多的了解那段历史，思考那段岁月，这很有必要，不要以为过去的将永不再来，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相似的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这也正是反思历史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八九点钟的太阳观后感（四）

　　由卡玛摄制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九月二十四日在华盛顿上映时，我去看了。读了楼兰的观感（见cm0310b∶"我们曾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想再多说几句。

　　那天的观众是华洋掺半，对于电影的题目"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知道背景的洋人，有点费解，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却用不着解释，谁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是伟大领袖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话。确实让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如楼兰所说的那样，"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但是这个电影并不是为当年的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的，据笔者理解，它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面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他们有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红卫兵。可以说，这些人在一九六六年的那几个月里，是人们心目中最有资格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人，显然，他们自己心中对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这世界是他们父辈的，因此也是他们的。江青在当时一次集会上确实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称为"小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的标题是起得很合适的。至于卡玛，虽然是个洋人，却是长期在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她本人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同这些电影里的人有着同样的成长过程和经历，由她来拍这个电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别的不说，光是请那几个老红卫兵在影片中出场，不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就很难做得到。

　　这件事的难度可以在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出现在电影里的两个名气最大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和"八一八"上天安门城楼给"心中的红太阳"带红卫兵袖章的人宋彬彬――银幕上虽现身却不露脸，观众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姓名，但只能见到他们遮黑了的身影。在映完后的观众提问中，这成了一个重要话题，卡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说，名字已经无可挽回地写进了历史，但他们不希望今天的人们见到他们时联想起那一段历史。

　　"千呼万唤始出来",勉上银幕犹遮脸。这说明当年那一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国观众，听骆小海在影片中说，他们当时成立红卫兵原因，是对学校的领导不满，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们又听宋彬彬说，她在毛泽东接见后改名为宋要武，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他们不懂，难道为了这样的事就要采取这种同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这些提问者有所不知，一九六六年夏天的那一段历史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岂是电影里的三言两语说得尽的？红卫兵一旦得到伟大领袖的称赞，就不再是你骆小海的教改小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要武"一旦成为御赐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万"革命小将"的尚方宝剑。以此为发端，产生了一连串显然不是骆、宋能够预见和控制的事件∶破四旧，大串连，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红色恐怖"笼罩的八月。老舍、卞仲耘、傅雷……这一连串血淋淋的名字，有点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构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笔者猜想这才是他们要同那一段历史划清界限的原因。

　　令他们对这一段历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这一张死者的名单后来竟然把刘少奇、贺龙、陶铸这样一些名字也"发展"了进去，这就使"小太阳"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不仅沉重，还交织了受骗上当的难堪和愤怒。电影通过"牛虻"来表现这种受骗后的愤怒。牛虻是文革前在青少年中十分流行的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意大利的革命党人，却被最受他敬爱的神父（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所出卖。《八九点钟的太阳》多次引用了苏联电影《牛虻》的镜头，并且让刘少奇的女儿刘亭出场，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些高干子女经历了文革后比一般青少年强烈得多的受骗被利用的屈辱感。影片里介绍，一九七二年，在刘少奇的子女上书要求见狱中的父母时，那个称他们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毛伯伯，平日里谈笑风生，却在批示中冷冷地告诉他们："父亲已死",这时离刘少奇在开封死去已有三个年头。回想一九六六年夏天，刘亭和她的兄弟姊妹们，同电影中出场的其他几个干部子女一样，都是各自学校里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在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是各个学校文革运动的主宰，简直就是文化革命的化身。前后不过六年，当年还唱着："忠于革命终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如今自己的爹却早已见了阎王，娘也在鬼门关口徘徊，除了失去父母的亲子之痛以外，如何面对当年被斥为"狗崽子"和"混蛋"的同学？如何面对那些被送去见阎王的老舍、卞仲耘的亲属？真应了伟大领袖的另一句名言∶"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说电影把第一批的红卫兵比作受骗的牛虻，那么"神父"自然就是在一九五七年给青年们戴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桂冠的毛泽东。不过要说他老人家当时就存着欺骗利用之心，恐怕也没有那么英明。那时反右运动刚刚大获全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云云，无非是江山初定，传诸万世的踌躇满志而已。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况就不同了，"三面红旗"的失败导致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在当年一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月份，刘少奇又当着毛的面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从此下了除刘的决心。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要"打鬼".而他深知，打鬼是要借助钟馗的。毛泽东的第一个"钟馗"的自然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力排众议替他解围的林彪，但是毛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中不能指望找到很多钟馗。毛曾经试探过罗瑞卿，私下问他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回答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连罗瑞卿这样的近臣亲信都不愿意替毛辩护，可想高级干部中像林彪这样有自觉性指鹿为马的人不多――这些人都经历过刚过去的"三年困难时期",知道灾难的原因在哪里。"钟馗"失于朝而求诸野，他只有到刚刚进入懂事年龄的人中间去找。这些青少年，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刚过去的灾难没有太深刻的记忆，有记忆也不理解它的原因，以为真的是"三年自然灾害",他们正是最理想的"钟馗候选人".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封闭社会，记忆只能选择性地由上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几年工夫，不利于统治者的记忆就抹得干干净净。

　　但是要让这些候选人为他所用，毛知道还要花一点功夫。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初发表对毛远新和王海蓉的"春节谈话",内容是教育改革，反对"把学生当作敌人",主张在选课、考试等方面给学生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同时，他还提出全国的大学生伙食标准提高三元钱。这些意见不能说不对，但是他不通过政府部门去制定方案实施，甚至抛开本应该"领导一切"的党中央，而是从"二线"走到台前直接把话讲给学生听。一篇家常谈话，他便让全国的大中小学生知道，只有他老人家才是最理解学生的要求，而且一切关怀和恩典都出自他个人。他不能让未来的"钟馗"们去感激那些注定要成"鬼"的人。

　　而对那些"小太阳"来说，毛还有额外的恩典。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虽说这是他为日后整"走资派"埋下的伏笔，但在当时的学校中，则体现为越来越讲出身的"阶级路线",其效果是在升学，入团，入党和提干等方面替这些干部子女排除了大量的竞争对手。这无疑激发了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对伟大领袖"最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电影在探索红卫兵一代人对毛的狂热崇拜时，花了许多镜头重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片断，以强调文艺作品对这代人思想的影响，然而对于隐藏在背后的利益因素则几乎没有着墨，这不能不说是电影的一项缺失。

　　毕竟，思想灌输的影响是敌不过利害得失的。所以当后来文革进行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毛的"阶级斗争"露出了"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面目时，这些"一论","再论","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人一个个都成了保爹保妈的"保皇派".他们如"牛虻"大梦初醒，把怨恨发泄到那个称他们为"小太阳"的江青身上，彭小蒙等人把自己的战斗队改名为"大月亮".一九六七年清明时节，老红卫兵们络绎于途，涌到八宝山公墓向那些死去的叔伯阿姨们诉说自己和爹娘的遭遇。笔者就读的中国科大当时和八宝山相邻，有一天校园里出现了一张"反标"∶"拥护刘少奇立即召开九大，老毛你敢吗？"――"牛虻"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神父".

　　不过这时"神父"已经不在乎他们了，他已经有了另外一支真正愿意打鬼的"钟馗"队伍，那就是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毛招募这些"钟馗"的办法是替他们平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九六六年"五十多天时间里"加于他们的各种反革命帽子。于是"造反派战士最爱毛主席"的歌声响彻云霄。这批"钟馗"们――主要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不负所望，(www.lieshai.com)一心一意为他实现了打"鬼"的目标。他们后来也遭到贬斥和抛弃，但情况同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不同，基本上是中国历来的老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重演。毛的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泄漏了他老人家对"钟馗""轮"着加以使用的天机。

　　大学生红卫兵当中也有觉醒者，尽管为数不多。大学生思想深一些，阅历广一些，这些觉醒者，不像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那样是因为自己的老子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而是看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其实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当时的名声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后朱成昭这个名字便消失了，换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宾。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交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竟然说服了朱成昭等几个人，使他们幡然认识到，文革的源头是批判《海瑞罢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怀，毛发动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扫除一切同情彭德怀的领导人，消灭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还同另一个造反派学生领袖叶向贞（叶剑英的女儿）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人抓了回来。据知情人说，实际情况是，朱是调干生，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一席谈话只不过是印证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怀疑而已。叶向贞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文革后似乎还出来拍过电影，朱成昭则不知所终。

　　这是一则很少被人们提及然而很重要的往事，生性多疑的毛泽东从朱成昭事件中警觉到，上一代人的记忆如果传给下一代将会发生怎样的事，这正是他最害怕发生的，也许从此看出了大学生的"靠不住","知识越多越反动",决定用更加愚昧和听话的"工人阶级"来领导一切。因此，它值得海内外的文革研究者深入发掘，让这一段历史不致因为一代人的逝去而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