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黼《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2016级历史学本科生郝梦婷

　　我所阅读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近代史》，全书分为总论和四个章节，只有五万余字，文笔精炼，用史恰当，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用性，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官方对历史的看法和运用。

　　此书写于1938年，其作者蒋廷黻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先生1911年接受教会资助，赴美留学，主修历史，是美国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新史学流派鼻祖詹姆斯・罗宾逊再传弟子，这段经历对他的治史方法影响重大。192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1929―1934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1935年后从政，先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驻苏大使、驻美大使、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等职。1938年，蒋廷黻已辞去驻苏大使任务，还未恢复其他任职，那时的他文思如泉，虽手头资料无几却完成了这部《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写至民国初年。

　　蒋廷黻写作《中国近代史》的基础来源于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辉煌的前半生政治经历，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国民党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作为知识分子自觉地以学术为工具为国民党政权辩护，其写作目的在于痛定思痛，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分析民族之殇从而唤醒人民意识，促使人民救亡图存，希望在国民党政权的主持下，推动现代化。接下来，我将对本书内容进行大概的解读：

　　一、总论：开篇便指出中西方的交流虽历来有之，然十九世纪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嘉庆、道光时期的中国对于来找麻烦的西方世界甚不了解甚至“素不相识”。而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于世界？作者给出了三个解释，第一“我们的科学不及人”；

　　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

　　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忧国忧民的学者对民族只有悲望，相反他对民族充满了信心。“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分封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此外，在蒋先生看来，“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就愈好。”所以近百年中华民族的根本就是中国人近代化的问题，一系列的运动、变法、革命方案都离不开这个中心问题。

　　二、剿夷与抚夷：本章立足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主要从近代邦交的角度，讲述了以剿夷与抚夷派为载体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西关系之特别在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从“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沦落为“外国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探其原由，第一中西相隔甚远，自给自足的中国没有邦交的需求；第二，封建统治阶层盲目自大，不承认别国的平等；第三，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第四，士大夫阶层的文弱与短视；等等。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期望与中国和平交涉的西方“走投无路”只能以坚船利炮打开旧中国的大门。但战争失败以后，“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得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进而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故而“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这时我们不得不聚焦当时的剿夷派林则徐和抚夷派琦善、耆英诸人。蒋认为，当时中西强弱分明，面对先进的工业强国，落后的中国根本没有实力与之斡旋从一开始便是被迫接受的，故而应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受新事物改造自身。显然他的立场是抚夷，故而对于民族因时代局限性而错失的二十年光阴痛心不已，对于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的士大夫表示惋惜，故而有“主政者英国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这一结论。的确如此，面对社会的不幸，多数人的惯常做法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甚至是落井下石、损人利己，考虑到政治的残酷性，对于普通人而言，保持沉默的态度在做法上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但是对作为社会的良心、良知的知识分子、统治阶层而言，保持沉默即意味着责任的缺位。以中国的人力物力，若像日本那样接受了西方文化来重构中国文明，那中国不仅有可能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而且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重塑中国文明的辉煌，取得极光荣的地位。但历史无法改变。

　　三、洪秀全与曾国藩：这一章从内政的角度叙述了洪秀全与曾国藩为代表的两种救国道路。“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洪秀全的农民运动没有脱离中国自古以来民间运动的范畴，仍旧以宗教为依托推行宗教革命和种族革命，进而进行社会革命，反映民间疾苦，只不过由于时代趋势和其自身的局限性最终都走向了失败。而作为打败洪秀全的曾国藩，他督办团练、创建湘军，以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从艰难困苦的奋斗中脱颖而出。其实从清政府、太平天国和曾国藩的成败来看，我们不能忽视的便是军队的力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有这样的论述“最脆弱、最不稳固的东西就是不以自己力量为基础的权威。”如果君主没有属于自己的强有力的军队，他的国家就不会稳固，他就丧失了抵抗厄运的能力，就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军队是一个国家进行队内统治对外战争的基础，任何忽视军队力量的国家必将被消灭，任何忽视军队的君主必将事死无葬身之地。但是何以曾国藩能在这天地玄黄的时代异军突起呢？蒋先生认为“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贡献。”这个评价可谓甚高。

　　四、自强及其失败：这一章主要叙述了洋务运动的前世今生。从中央来看。恭亲王及文祥认识到：第一，“西洋的军器和练兵方法远在我们之上”；第二，“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第三，“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宜。”从地方来看，前后曾国藩，后又有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从同治三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及文祥的信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已经认识到，“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以上便是洋务运动的起因，进而从军用到民用，一系列的近代化工业逐步创办。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这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士大夫误国”的实际在洋务运动的失败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的轻举妄动在本该继续卧薪尝胆追赶近代化的时代打断了断送了洋务运动的多年经营。尤其是文中所举的郭嵩焘和曾纪泽的例子，历史不是没有给古老的国度送来领先时代的远识之士，但终究因时代的局限而束缚了他们，悲哉！读来总有一种历史的悲情主义之感。

　　五、瓜分及民族之复兴：这一章从甲午战败引起的瓜分谈起，叙述了1895年后的救亡图存运动。首篇着重强调了《中俄密约》，说明了它对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二条、九・一八的导火索作用。其次从甲午战败，列强瓜分从而刺激产生了维新派，他们托古改制、积极改良，但最终因触犯顽固派的利益而走向覆灭。这是孙中山先生便闪亮登场了。他组建革命团体，创办宣传机关，发动革命起义，最终推翻了清政府，这是他革命的唯一成果，但是等到接下来建设新国家的时候，就又不得不面对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了，新生的民国没有它能立足的现实基础，国家又陷入了混乱的十五年，中山先生只能为了新生的政权而继续奋斗了。然天妒英才，他没有看到北伐的胜利便去世了。但蒋先生显然是三民主义忠诚的信徒，即使在危难的时代，他也保持着对中山先生的拥护――“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谨遵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通读全书，我对于蒋廷黻先生的治史方法、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特征和史学贡献进行了一下几点思考：

　　（一）.治史方法

　　1、注重事件的内部联系。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上很多将事件割裂记载，而蒋廷黻注重从事件的内部联系去挖掘事件间的逻辑关系。

　　2、跳出乾嘉以来的考据风格，重综合在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从多方面、多角度切入。

　　（二）.历史观

　　1、进化史观：蒋廷敝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诊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他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中国近代史发端的“因”,把中国学习西方以实现近代化和民族富强作为“果”,以“冲击一反映”的模式来阐释清政府的一系列举措。

　　2、外交观：认为弱国无法同强国抗衡,只有从外交上寻找“生存”的途径,因而称赞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外交。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没能认识到只有在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压迫中华民族的敌人后中国才能走上近代化的正确道路,但也没有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只有勇于抵抗才能取得生存权。

　　3、综合史观。他在解释鸦片战争后中国没有出现大的改革的原因时说“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三）.史学思想

　　1、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集中体现了蒋廷黻学习西方近乎于全盘西化的思想，“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能赶上西洋人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够接受近代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就愈好”。

　　2、对史学功能的认识。 经世致用，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这与蒋廷黻的史学背景有关，他在美国师从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新史学流派，新史学主张参与历史创造，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和研究。

　　3、对孙中山无限推崇。文中多次提到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和其他救国思想，在书尾写到，“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谨遵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四）.史学特征

　　1、观点明确，角度新颖。全书围绕着四个救国方案展开叙述的，突出近代文化和外交的作用。

　　2、不隐恶不虚美。在评价林则徐时，既看到了其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一面，也提到到了他把个人的声誉看得比国家利益更重的保守一面。提到梁启超时，虽反对他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思想，但又承认其对时局的判断是正确的。蒋先生对中国士大夫社会责任的缺失和软弱而好大喜功的弱点之批判，在当时慧眼独具。

　　（五）.史学贡献

　　1、讲“新史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先行者。

　　2、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风气和新思想,丰富了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启发人们从多角度重新思考历史,总结出新的经验,尤其是他对历史的现代化分析范式,对后来的史家影响深远。

　　通读全书，我进行了以下两点点思考：

　　一、乱世之中，生存才是话语权的基础。不少读者在读完此书否认它的“迂回”外交观念，认为这不是韬光养晦，说他没有认识到面对残暴的帝国列强必须抗争到底方可胜利。不可否认，战争充斥了暴力血腥与非人性。虽然我在道德伦理上不认同以暴制暴、以血还血、不择手段、残忍吝啬、狡猾虚伪，用血肉筑起王国的城墙，可我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部极好的“乱世生存法则”。当周围人都手拿屠刀虎视眈眈，你说你要以德化之，岂不可笑，你只能更勇敢、更狠毒，什么也不求，只为生存。活下来的人才拥有获得话语权的基础。

　　二、政治伦理受现实影响。古今中外政治的主题莫过于内政与外交，政治的目的莫过于君主与国家利益。成功的政治必须以实力作为基础，对内钳制世家大族安定民心，对外防范各方列强独立自主卫主权。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倡导行大道行王道，但也须知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可以用仁慈去感化处理掉的。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光鲜亮丽的一面，也须知光亮背后隐藏的是罪恶与残忍。政治不同于理想，列强不同于上帝，我们应该怀有对未来更加美好的期待，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现实中的矛盾斗争。这本来就是一潭浑水，我们也不能始终苛求自己遵规守矩。政治，玩的就是城府与心机，比的就是伪装与谈判的手段，先被看穿的，注定是被淘汰的一方，笑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狠毒的，但一定是套路最深且多的。

　　“履不期同，期于适足；道不期同，期于利民”。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都有适于自己的生存之道与治国法则。但是，所有的道始终是时代的产物，而不是万世的宝典。对于《中国近代史》这部着作，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对待，吸取经验教训，让这部着作的功用更好地为当代的现实服务，才不枉其赫赫流传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