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传统十论》有感

　　罗启伟

　　近日，拜读了秦晖老师著作的《传统十论》，打开了我看待中国历史的一扇窗。因为对历史不够了解，也从来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些问题，看了之后特别有启发。

　　综观全书，秦晖主要论述了以下十个问题：中华帝国的基层控制、土地兼并问题、“大共同体本位”、公益组织、“西儒会融”和“法道互补”、“穷”和“达”、评“西方中心论”、公社、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平等概念的变化，等等。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秦晖确实是在论“传统”，但“传统”的史学观点却没有束缚住秦晖的头脑，他的很多观点对我来说，是原创性的和颠覆性的。读罢，掩卷沉思，以下两个方面内容引起了我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政治的统治内核是什么？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只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属于“乡绅自治”，即所谓的“国权不下县”，完整地概括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但作者通过对走马楼吴简的实证研究，发现这种观点是靠不住的。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并不是儒家理想中的伦理自治，而是国家政权一统到底。那么，国家政权靠什么对县以下的乡村进行统治的呢？靠“乡吏”！在乡吏的管理下，国家政权可谓无往不在、无远弗届。那么，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究竟是儒家理想的乡绅自治呢？还是国家政权“一竿子捅到底”呢？这当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我的兴趣不在这儿，我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古代，究竟是谁在真实地统治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呢？

　　明代的一位理学先生陈几亭有个观点，认为天下的治乱的根本系于绍兴。因为中央政府部门的胥吏全是绍兴人，而胥吏变好了，天下就大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秦统一天下之后，中国逐渐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但“官僚政治”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概念，根据钱穆先生的观点，天下的治乱的关键不在“官”，而在“吏”。余英时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胥吏制度是传统官僚制度底层的一个极大漏洞。这些胥吏（尤其是县级的胥吏）和社会上的特殊势力（如豪强）最容易勾结在一起，官僚制度的客观性因此遭到很严重的破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核心不是“官”而是“吏”，正如秦晖所言，古代的中国县以下虽然不设“官”，但“乡吏”仍然代表政府统治到农村的最基层。因此，“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政治的好坏。

　　二、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思想内核是什么？

　　我认为，在组成这本书的十篇论文中，秦晖写的最好的是《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在这篇论文中，秦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了深刻的分析，精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精神和思想内核。同时，他的很多说法也让我有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之感。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是“外儒内法”，这当然没有错，表面上，统治者强调用儒家来教化百姓，但骨子里却实行的是法家那一套：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中的权力中心主义。但秦晖认为这还不够，在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中，道家的地位在哪里呢？过去我们的认识是，道家思想一般盛行在一个新朝代的统治初期，因为经过战乱，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而正好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这就为统治者休养生息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经济恢复，国力强盛之后，这种无为而治的主张便不能适应大一统的需要，于是，道家学说便自然被抛弃。其实这是一种极其肤浅的认识，秦晖认为，中国的政治理论，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比如，法家指鹿为马，儒家说此非马，则被坑矣；说此马也，则非儒也。而庄子说：马亦鹿，鹿亦马也，“万物齐一”，没什么区别。所以，指鹿为鹿，儒也；指鹿为马，则大儒也，超越俗见，是为“真人”、“圣人”。庄周的哲学正好证明了什么叫“高尚的无耻”。而这种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因为坚持原则、说真话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不仅精英阶层谙熟“难得糊涂”，而且大众长期受到“奸臣害忠良”、“好人没好报”的启蒙和教育，则懂得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学会了“明哲保身”。于是，中国人越来越“聪明”，“糊涂”者越来越少。于是，老庄的“逍遥”之道、犬儒主义和所谓的“圆融通透”的行为方式便大行其道，和儒家的道德说教和正直之道形成鲜明对比，而道家这样的行为方式和生存理念恰恰是专制统治最欢迎和最需要的！因此，可以说：几千年来，大多数中国人行事和生存的指导原则是道家提供的，而这样的原则则是专制统治的“内法”的必然结果。法家的强权哲学和道家的犬儒哲学（实用主义）相结合，这才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内核。

　　由此可见，我们过去对道家的理解多么肤浅，仅仅知道道家的“无为而治”是多么的表面化。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道家学说也进行了简短但深刻的批判，也强调了“法道互补”或“法道一体”的观点。

　　管理一个社会是如此，那么管理一个企业呢？咱们企业管理的思想内核又是什么？是不是也需要法家的强权哲学和道家的实用主义相结合？以史为镜，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