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小说《审判》读后感

　　原创： 钟皓楠

　　《审判》是奥地利犹太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于1883年生于布拉格的一个商人家庭，于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化学、文学和艺术史，之后改学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卡夫卡从1908年起供职于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一直到之后因肺结核离职休养。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1924年，卡夫卡因肺结核而去世。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很少发表作品，去世以后，他的作品却引来了全世界的轰动，被视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与大师，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美国》《审判》、未完成的《城堡》以及《变形记》等短篇小说，作品里充满了象征意味，色彩荒诞而夸张。父子矛盾与家庭矛盾、小职员生活中的荒唐、现代人所经历的孤独与异化都是他作品中的重要主题。

　　《审判》首版于1925年，小说讲述了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约瑟夫・K经历了一场荒唐审判、并最终因此丧命的故事。在约瑟夫・K三十岁生日的早晨，他一醒来，就发现有几个陌生人闯进了自己的出租屋，并突然无缘无故地宣布他已经被捕了，但他却想不出自己有过任何值得受到控告的过失，也想不出是谁控告了他。被捕以后，他的行动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他可以继续自己的正常生活，继续日常的工作、恋爱。但被捕的念头依然给他造成了困扰，认定自己必须解决这一难题，在法庭上，他坚持声称自己无罪，并控诉在法庭的行动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在活动着，这个机构腐朽愚蠢，草菅人命，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诬告清白的人们，对他们进行审讯。之后，K得知，只要开始审判就意味着自己被认定为有罪，无法得到宽恕。于是他不断试图反抗法庭，四处求人，他们都承诺要帮助他，但一切都被证明为徒劳的。最后，K在自己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在依然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罪的前提下，被两个刽子手带到采石场，像一条狗一样被处死了。

　　《审判》以充满象征和荒诞的表现手法，表现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作者对国家法制机器的不满与批判，展现出了小人物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异化与荒唐困境。同时，这部作品也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展现出了卡夫卡关于自我审判与自我罪感的一些观点。

　　无所不包的"法庭"与小人物的生活困局

　　《审判》发表以后，一直都面临着不断的争议。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评论认为，K像他自己声称的一样，并无罪过，却死于法庭有失公正的裁决，这表现的是社会制度对小人物生活的一种挤压，也可卡夫卡学习过法律的背景有着一定关系。在《审判》里，法庭无处不在，法庭从空间到人员的变化，展现出了现代社会法制机器的强大之处，也反映出了它的恐怖之处。

　　小说开头，法庭的侦查员在未经通知的前提下，直接闯入了K的住所，而实际上，对K的通知与审问是在K的女邻居标尔斯纳小姐的房间里进行的，同样也没有经过这位女邻居的同意。这种对个人空间的肆意入侵和占用，体现了法庭的权力至高无上，在办公的过程里，对普通人的利益也完全不顾及。K初审的时间定在周日，这一时间安排使得K不能参加副行长的周末休闲活动，正与K想要与银行副行长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相背。这也体现出，法庭的介入影响了K建立正常的社交、工作关系，法庭的阴影已经过度膨胀，深入了他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巨大的权力面前，作为普通人的K完全无力反抗，只能容忍他们渗入自己的私人空间，但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

　　初审所在的地点也令K大吃一惊，在K的观念里，法庭应该标志明显，和一般人的生活区域有着明确的界限。但所谓的"法庭"设在了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而法庭所在的大楼里也居住着其他居民，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法庭已经渗透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与普通人的生活已经难分彼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法庭的触手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遍及K的私人住所、办公场所、律师所、画室与教堂，这种空间上的变化与渗透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压迫感，展现出了现代社会里法制机器的无孔不入，以及国家机制对个人自由的严重侵害。在擅自闯入法庭、并试图离开的时候，K指出"这里的走廊实在太多",他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而法院听差却表示这里只有一条路。二人在空间感知上的差异也展现了二人对于法庭的不同认识。在K看来，法庭的存在是一个谜团，他们所遵守的法律、K自身的现状也都是谜团，他在法庭里无法找到通行的道路，但他也认为，这样的道路是可以找到的，他可以最终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对于法庭的帮凶，法庭里只有一条路，也即承认法庭的至高无上，完全服从于法庭的权威，其他的出路都是不存在的。

　　"审判"一词，本身也可以有多重的解读。"审判"可以理解为法庭对K的审判，K的自我审判，也可以理解为一场对审判本身的审判。从审判这场审判的角度来看，审判K的法庭，自身的合法性也有待考量。从一开始，审查人员就拒绝出示证件，或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证件，也并没有告知K他们代表哪一个法庭。而法庭所在的大楼里，混乱的居住环境也暗示着法庭审理过程的混乱、随意而冗长。法官甚至不清楚K的职业，正式审判已经开始，他还在询问K"是否是一位油漆匠",他对K的实际情况完全不了解，既不告知K所犯下的罪行，也不接受K的任何申辩。法庭里的旁听人员异常吵闹，对于K的长篇大论，人们既不加以制止，也不认真听取。但正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异常荒诞、极度不正规的法庭，主导了审判的过程，并作出宣判，最终结束了K的生命，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个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法庭的形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所持的怀疑与批判态度，作者对审判他人的审判过程本身表现出了质疑，认为现代社会腐朽而残酷的法律制度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与法庭对抗的过程中，K曾先后求助于律师、画家和神父，却发现这些尝试都是徒劳的。律师，本应象征着法制上的人身自由，但实际上，与其说这位律师的作用是对抗法庭的裁决、帮助K恢复自由与清白、彰显法律的公平与公正，不如说他也是一位法庭机制的维护者。律师本身也确实是受到了法院的严格控制，甚至没有改装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权力。结果可想而知，K所求助的这位律师并没有能帮助他，而是一直在围绕着法庭的程序打转，一直在告诉K,以他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对抗庞大的法庭，无法改变现状，试图劝说K服从于法庭的权力体系。

　　在对律师失望以后，K决定转而去拜访一位深受法院信任的画师，指望能对自己的情况多一些了解，并从画师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在画室里，为了和画师进行交谈，他斥责了许多吵闹不堪的姑娘，却被告知她们都是法院的人，因为"一切都已经属于法院了".画师在给法官画像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受到法官的骚扰，接受法官随时进入自己的房间，甚至是爬过自己的床铺。从中也可以看出，法院的权力已经扩张过度，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威胁着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这里的每个人，不是在为法院服务，就是要受到法院的威胁与迫害。在画师为K所提供的三种解决方案里，正式开释是不存在的，假释和展期都不意味着真正地脱离法庭，都需要K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长久以往，K也将深陷于自己的案子，失去全部的个人生活，他的生活将被法庭所吞噬。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作为普通人，和法律权威的抗争是艰难而漫长、甚至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象征着艺术与审美的画师，在这里也成为了法庭的帮凶，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在维护法庭的固有程序与无上权威。

　　当法律与艺术都失去了与国家机器的迫害抗衡的力量，精神上的自由往往会成为最终的出路。在K死前，他被看似无意、实则是别有用心地引向了城市的大教堂，也就是引向了本应意味着灵魂升华与自由的场所，但在暴雨的天气，教堂里的氛围却极度恐怖。在教堂里，他遇到了一位对他案件知情的教士，而本应象征着灵魂的自由与解脱的教士，竟然也隶属于这个庞大而强有力的法庭，理应给人以自由的教士却给人带来了更多的束缚，这一设计也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教士不愿听信K的辩解，也不愿体贴他所遭受的痛苦，而是毫不留情地在教堂里宣判了K的罪责，以故事嘲笑K对法庭的无知。教士讲给K的乡下人的故事，一方面是在告诉K,就像故事里的乡下人一样，这一法庭其实只是为了他而设立，提醒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无望处境。另一方面，教士也依然在为法庭的合理性与正确性申辩，告诉K他没有能力和法庭对抗，尽管K坚信自己的无辜，却也不能阻止自己在法庭权威之下的厄运。这些都展现出了法制机器的戕害无辜。

　　到现在为止，K想通过法律、艺术与精神手段获得解救的三次尝试均宣告失败，在无所不包的法庭面前，法律的正义是不存在的，艺术的美好与精神的崇高也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国家权力机制的残忍而无情的帮凶。因此，在权力机构的过度膨胀与过度渗透之下，小人物面临着极为艰难的生存问题。尽管法庭听差声称，他们审理案子"一般是没有偏见的".但K却一语道破了这个法庭所信奉的真正原则，就是"你清白无辜可以给判罪，你不知不觉也可以给判罪".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通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安全与尊严可言，以夸张的手法展现出了现代人艰难的生存处境，也揭露了现代国家机器的致命缺陷。

　　在小说里，K也并非是这种法庭制度之下的唯一受害者。从K拜访律师的场景可以看出，旅行推销员布洛克是法庭的另一个受害者，而且他受害的程度比K更深，可以说已经从精神上被法庭控制了。布洛克对法庭和自己所受到的控告都怀有极度的恐惧，为了从法庭的控告之中逃脱，布洛克请了五个律师，花了大量的、几乎是全部的时间与金钱来与法庭周旋。他的案子已经耽搁了二十年，耗费了大量的岁月，也耗尽了他的积蓄，却还是毫无进展。布洛克把律师视为把自己救出绝境的唯一手段，他依赖于律师的帮助，在律师的怒火面前表现得极度软弱、毫无尊严，当K提出自己要解雇律师的时候，布洛克也难以理解，认为K是在自寻死路。布洛克代表了现代社会中尊重法律权威的小人物，他对自身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都缺乏认识，在受到了不公的指控的时候，依然想要依靠正规的法律途径脱身，最终，他的财物蒙受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个人的尊严和理智也在威胁面前尽数丧失，却终究无法与整个荒诞的制度抗衡。在漫长的二十年里，他的生活可以说也只剩下了这桩案子，他的个人生活已经完全被蚕食，失去了其他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描绘出了小人物在面对国家机制迫害时的无奈与凄惨景象，表现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

　　K的叔叔，是小说里所提到的K唯一的亲戚。面对K的荒唐处境，他的叔叔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真切同情，也并不关心K对自己的无罪辩护，他甚至不愿意相信K真的是无罪的。他帮助K请律师，与其说是为了帮助K脱身，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他所关心的仅限于K的处境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名声，会不会"败坏家声".K的这位叔叔之前曾经保护过K,但在案件发生之前，K尽管对他还抱有一丝亲情，但他所表现出的却是对他的轻视与不屑，并称其为"家丑",在严厉无情的法制体系面前，K的叔叔对他也已经不再抱有任何亲情、任何基本的信任。叔侄二人双方都对另一方表现出了冷漠、无情与厌弃的情感，(www.lieshai.com)这也展现出了法庭制度对人性的异化与残害。

　　在法庭的鞭者出场的片段，也可以看出，法庭的看守尽管对K具有绝对的权威，但相对于庞大的法制体系，自己却同样处境卑微，工作稍有过失，就要受到"鞭者"不留情面的鞭打，自己的梦想也不过是升为"鞭者",享有免于自身受到鞭打和鞭打他人的权力。他们的工作从本质上来看，和K所在的银行的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庞大的法庭制度之下，最底层的看守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也经历了异化，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巨大的行政体系之下所经历的异化过程十分相似。这些服务于法庭的人也受到了法庭的惩罚和扭曲，在僵化的法制体系之下，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自我审判与自我罪感

　　在K接受初审的章节，K接到了法庭的电话，尽管万分不情愿，K还是如约到了法庭，并没有按照法庭声称的那样，行使自己改动时间的权利。在没有人要求K按时到达法庭接受审判的前提下，K"还是急匆匆地赶去",以便在一般法庭开始工作的九点抵达，在法庭指出K已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绝不容许此类迟到的时候，K也并没有加以反驳，指出法庭并没有明确规定他应该到达的时间。从一方面来看，对时间的强调与绝对遵守体现出了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点，制定严格的工作时间表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因此，K对根本不存在的时间表的恪守，也就展现出了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规训与异化。从另一方面来看，K在被捕后尽管一直声称自己无辜，却对法庭表现出几乎是畏罪的恐惧与服从，完全按照要求出席审判，给自己规定到达的时间，在法庭上力陈自己无罪，甚至在法庭不再传唤的时候表现出紧张，自行前往法庭去一探究竟。K的举动里包含了小人物面对绝境时的软弱、恐惧与无能为力，也可以看作是包含了一种对自我罪责的隐约感知。

　　因此，从另一种角度来看，K也不一定是法庭的纯粹受害者。《审判》的另一种评论认为，K也可以被认为确实是死于自己的罪责，而法庭是绝对公平的，在审判的过程中行使了正义与公正。从这一角度来看，K所自称的"无罪"只是对自己罪行的掩饰，是对自己罪行的无知与无法直面，K非但不愿直面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反而忙于求助于他人，企图借助他人的力量来逃避法庭的惩罚，而"像一条狗一样"被处死，也就是K作为有罪之人所应该面临的最终下场。这一看法与《审判》的写作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14年，卡夫卡和未婚妻菲利丝准备结婚，但同时，他还和另一个女人格莱特保持着暧昧关系。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审判终于来临。卡夫卡前往柏林看望菲利丝，而菲利丝、格莱特、费莉莎的妹妹爱尔娜以及曾为卡夫卡给菲利丝传信的作家瓦尔斯来到卡夫卡下榻的酒店，组成了所谓的"审判法庭".菲利丝措辞尖锐刻薄，指控卡夫卡的反复无常和不忠诚，二人的婚约宣布解除。同年十二月，卡夫卡得知菲利丝的父亲猝然去世，她家的境况变得十分窘迫。卡夫卡认为是自己一手造成了菲利丝一家的悲剧，内心充满了负罪感。过后不久，卡夫卡就写完了《审判》，这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自我罪责的意识，与对自己所犯行的罪行的一场审判。小说里，K去世的年龄，也正与卡夫卡当时的年龄一致，二者都是三十一岁，也反映出了解除婚约的事件对卡夫卡的生活与写作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K在自己的三十岁生日当天被捕。生日可以意味着一次新生，也可以理解为到了生活的一个转折点、面临着生活中一种新情况的出现，而三十岁，作为一个向成熟阶段过渡的年龄，也可以指K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审判的开始。在自己被捕之前，K专心于工作、日常的消遣与恋爱，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看重，重视自己的作为与在工作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对自己的真实处境却少有思考。仅仅在他被捕以后，他才有了一个思考自身罪责的契机，意识到自己被捕，也即得知有罪，就是K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在被捕之后，K意识到了自己被异化的处境，对自己的工作和个人生活都有了新的思考。他原本是一位银行的高级职员，但在审判面前，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K发现自己不具有任何权力，他的职业与社会地位对他的"有罪"处境都没有任何帮助，K也就由此被从自己的社会属性中剥离了出来，被迫开始与自己的罪过相处。在经历了审判与四处求助之后，在奉命接待一位让人厌烦的意大利客户的时候，K对自己的工作显然就没有那么重视了，他甚至还坦言承认，他的工作不过是在被人"当牛马驱使",没有太多的意义和价值。

　　故事中的女性角色，也都在K的意识觉醒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K对她们的态度反映出了K对自己生活的反思，也体现出了K还并不能独立地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过。在K进入大教堂的章节里，K受到了教士的指责，尤其是指责他在审判过程中"过多地借用其他人的力量","尤其是过多地借用女性的力量".K尽管依然声称自己无罪，但在这一指责面前，K却表现出了明显的无力反驳。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庭是绝对公平公正的，那么教士对K的裁决也是绝对正确的，体现出了教士所应该具有的正直与庄严，教堂的场景也就并不是讽刺而充满恐怖的，而是肃穆而具有震慑力的。在这一场景里，K意识到了在他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利用了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对他原本抱有好感的女性，这一点也可以成为K自我负罪的理由。教士的指责也在暗示，迄今为止，K尽管开始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却依然不能坦然承认、面对自己的罪行，他一直在依赖于其他人的帮助，并以此回避自己的罪行，没有能够面对自己的真正罪责，也就难逃最后的审判与处决。

　　具体看小说中所出现的几个女性角色，四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在故事中占据了不同的比重，也发挥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具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象征意义。小说在一开头就已经说明，K有一位正在固定交往的女友爱莎，但在K开始了自己的审讯以后，他对这些都深感困惑与无奈，却并没有想把这一切告诉女友爱莎，爱莎也对此一直毫不知情，反而是通过别人之口获悉了K的真实处境。K也在之后爱上的丽尼面前公然承认，在他眼里，爱莎已经不能算是自己的情人了，他也认为爱莎不会"为他而牺牲".在擅闯法庭的章节里，K认识了法庭的洗衣妇，并受到了她的勾引，她同时也是一位法庭听差的妻子和检察官的情人。她向K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喜爱以及随他远离法庭的愿望，但在一位学生赶来、要把她带到检察官那里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了完全的顺从，彻底弃K于不顾。这两个女性角色的存在，反映出了K在被捕之后，在全新的处境之下，开始审视自己过去的社会关系，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生活的冷漠、虚假与无意义，也就开始从过去的冷漠关系之中脱离，不再承认他的女友的身份，也坦然说出她不愿为自己而牺牲的事实，转而追求真正的人性与爱。

　　K的这一追求在另外两外女性角色的身上实现了。K的女邻居标尔斯纳小姐，作为最早登场与最后退场的女性角色，在小说中发挥着重要且独特的作用。从一开始，K就非常看重自己的女邻居标尔斯纳小姐，在女房东指责她生活不检点的时候，K不惜得罪房东，坚决为她辩护，甚至还要为自己的辩护搜集可信的证据。在得知自己被捕以后，K首先想到要倾诉的人也正是这位标尔斯纳小姐。在法庭上，他称她为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小姐".可以看出，标尔斯纳小姐作为K的邻居，靠近他的生活，却与他没有太多情感交集，因此也就成了K想要接近的对象。在小说里，标尔斯纳小姐代表着一位倾听、共情的对象，在K面临艰难处境的时候，K认为她可以给自己一种近乎于同情的情感。K在标尔斯纳小姐房间所引起的风波，一方面展现出了K在巨大压力之下的失常与渴望宣泄，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拉大了K与标尔斯纳小姐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美化了她的形象。在K将要被处死、走向刑场的路上，标尔斯纳小姐的形象依然徘徊在他眼前，在这样的时刻，标尔斯纳小姐几乎象征着一种对生活的渴望与眷恋。

　　丽尼的形象，也意味着K的艰难处境里所展露的一线美好与生机。K明知丽妮身为法官的情人，还是不顾自己的处境危急，接受了丽尼对自己所表露出的喜爱，在法官为自己的案子忙碌的时候，他依然沉湎于对丽尼的爱。在丽尼面前，K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罪责，他的绝望处境也没有能压制住他对丽尼的爱。这可以看作K在严酷法律制度中挣扎的时候，他内心中人性的一种觉醒与反抗。在K孤立无援的时候，这两个女性角色表现出了K对于倾听、同情与爱的渴望，刻画出了现代人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孤独与孤立无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