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棱角分明”到“外圆内方”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读后感

　　文／蛮子

　　01

　　曾国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曾被誉为“官场第一完人”。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那是对他最高的评价。

　　世人更有”为官须看《曾国藩》“的说法，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官场哲学之精。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本书，对曾国藩初入官场的刚烈倔强到后期通融练达的处事风格进行了列举和分析，不难看出他从“棱角分明”到“外圆内方”的性格转变轨迹。

　　02

　　棱角分明是曾国藩早期性格的体现。刚踏入仕途时，他就把这种性格带入官场，后来甚至发展到刚愎自用的地步。

　　咸丰初登基，下诏广纳诤言。曾国藩听了心情振奋，上了一道名叫《应诏晨言疏》的奏折，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鞭挞当时官场的丑恶形态。那些被批判和影射的官员们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处处讥讽、笑话、排挤他。

　　曾国藩并不沮丧、消沉，反而斗志更盛。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上了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关键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但皇帝没有任何反应。

　　看见皇帝没有反应，曾国藩决定先要打醒糊涂皇帝。他做出了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

　　在《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指出咸丰皇帝三个缺点：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把皇帝天子狠狠批判了一顿。

　　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看了奏折，其反应可想而知。他把奏折摔到地上，要治曾国藩的罪。幸亏各位大学士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

　　但曾国藩好像并没退缩，又先后挑战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和老臣赛尚阿，致使二人先后被革职、处刑。

　　他一系列刚性强硬的做法，渐渐使自己成为官场上的异类，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日益孤立。他发现自己越发展，碰壁的事越多。朝廷大臣开始排挤他，皇上也开始猜忌他。在咸丰二年时，曾国藩几乎成了官场圈子里人人唾骂的人物。

　　03

　　长沙之辱，江西之困，皇帝冷落，丧父，被免，受骂，不仅江西全境骂他，而且有人骂他给皇帝要权是两面派的做法，是伪君子、真小人。

　　对于一个有着博大胸怀，一心想要作出一番事业的人来说，闲置是对他最大的惩罚。曾国藩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他追思自己父亲，他想念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军队，他在苦苦反思自己一个道德高尚知耻知悔的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在家守制的一段时间，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

　　曾国藩开始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的原因。意识到自己的挫折不仅仅是因为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问题原来出在自己身上！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存在诸多缺陷。锋芒太露，自认为是正直的化身，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制造了许多麻烦和障碍！

　　曾国藩回想自己以前的为人处事，从前跟皇帝说话直来直去，一直都是以圣人的道德高度说事，从不注意给皇帝面子。从前给湖南省长写信，盛气凌人的态度不像是在和一个平级官员说事，简直像老子命令儿子，没有一点尊重。对于共事的同僚，他时时处处不留情面地批判教育，盛气凌人。他想起弟弟争吵中给他说的话：你盛气凌人的态度，弟弟们尚不能忍受，何况他人？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在近乎闭关修炼的思考中，曾国藩认识到官场和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以前他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一个人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为人处世只有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得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深思熟虑之后，曾国藩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及时调整性格，作出了柔韧的改变。他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并以此为座右铭。

　　04

　　曾国藩一改原来锋芒毕露的个性，时刻注意尊重他人，处理好与方方面面的关系。

　　以前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究虚文俗套，现在注意礼仪排场；复出到长沙，他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也亲自造访；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每信必复；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再出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是“老奸巨猾”了。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其内心操守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

　　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对朝廷最忠诚，除了涉及其家族、兄弟及其利益之外，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

　　05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娇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

　　中年以后，他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愤青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个有道德而又圆滑的官僚，所谓外圆内方，知行合一。他的外圆内方的性格渐趋完善。

　　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所有，是靠不屈不饶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刚正中升发的。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为最大功劳，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的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相信曾国藩的颠簸人生也影响到后人，形成现代官场上的”中庸、无为“等风格。

　　曾国藩曾自撰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寓意也是一柔一刚，柔中显刚。这也是他改变性格的真心感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