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为什么重要？

　　――读乔治・奥威尔作品有感

　　蛐哥儿  过敏时代

　　对奥威尔的阅读并没有始于他最著名的两本政治小说――《1984》与《动物庄园》。因此在我试图谈论这两本书时，更倾向于选择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径，即从与这两本书相关的其他几部著作谈起。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奥威尔的纪实作品，如《伦敦巴黎流浪记》、《通向威根码头之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基于他早年在缅甸担任警察经历所写作的小说《缅甸岁月》。这几部作品与其说体现了奥威尔本人的思想发展路径，不如说是对他点点滴滴真实感受的记录――对英国矿工生活的体验，作为流浪者被收容的经历与反思，西班牙内战中对政治形势的观察，缅甸岁月里对殖民者心态的剖析……《1984》与《动物庄园》正是对上述经验材料的升华，将一切具体的名称、地点、事件掩去，以隐喻的手法编织成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也将作者对政治的零星感受、反思凝练为一种系统性的思考，借小说的形式剖白心迹。

　　另一部想提及的小说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部小说与《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被认为是20世反乌托邦文学的三大经典著作，这几本书用不同方式回答了人性是如何被消灭的。记得曾看到评论，相较于《1984》中描绘的"老大哥在盯着你"的压抑氛围，《美丽新世界》中人类感官欲望得到无限满足的"娱乐至死"的未来才是更有可能成真的威胁。五年前我是很认同这一判断的，当下却又陷入迷惑，《美丽新世界》的恐怖感建立在一系列具有科幻色彩的设定之下，读者仍可抱有希望，这只是一部科幻小说，而读完《1984》后所感到的恐怖与幻灭感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于是回到正题，关于《1984》与《动物庄园》的读后感，之所以放在一起谈论，是因为我感到这两本书本身有着密切关联。《动物庄园》恰如《1984》的前传，以隐喻的方式说明了老大哥是如何上台的。《1984》则从历史的"宏观叙事"转入个人的微观心理层面，如果延续《动物庄园》的风格，它讲述的就是庄园里的一头具有自省与反抗精神的猪是如何被改造的故事。两部小说的交集或许能够反映奥威尔对政治问题的一些思考。

　　首先是人类社会的等级构成。奥威尔借反叛领袖"果尔德施坦因"之名这样写道："有史以来，大概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对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像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在《1984》的故事中，核心党员是上等人，外围党员是中等人，无产者则是下等人，他们各自的行动正如小册子里写的那样"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在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动物庄园》与此相呼应，以历史的眼光生动再现了这一等级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在动物们发动革命之初，它们宣称并确实相信"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而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推进，动物间的不平等逐渐显现，起初仍需以"合理的"借口作为掩饰，譬如猪作为革命的领导者，需要耗费更多脑力，因而庄园生产的牛奶、收获的苹果理应归它们享有。其他动物虽隐隐嗅出了不平等的味道，但在人类邪恶势力随时可能反扑的背景下，这样做似乎也是合理的，符合所有人利益。然而当拿破仑猪成功培育并展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一窝从出生起就由它单独驯养的小狗时，动物之间的不平等连掩饰也变得不必要，事实上形成了以拿破仑猪为"上等人",其他猪以及作为武装力量的狗为"中等人",其余从事生产的动物为"下等人"的等级秩序。后面发生的事就如《1984》里所写的那样了。

　　其次是敌我矛盾的虚幻本质。《1984》里主人公所在的大洋国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中，只是敌人一会是欧亚国，一会又变成了东亚国，而仅凭偶尔落下的炸弹，人们甚至不能确定战争是否真的在进行？三个超级大国的领导者们彼此心知肚明，"他们不仅不能征服对方，而且征服了也没有什么好处……战争是由一国统治集团对自己的老百姓进行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征服别国领土或保卫本国领土，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同样的一幕在《动物庄园》中上演――起义成功后的动物庄园最初同周边人类控制下的两座庄园势同水火，获得独立的动物们希望"输出革命",人类庄园主也伺机夺回庄园，二者之间甚至爆发了一场真正你死我活的战争，并以动物的胜利告终。此后双方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种僵持局面，拿破仑猪甚至通过代理人与人类庄园开展贸易，在小说的最后一幕，人类庄园主们成了拿破仑猪的座上宾，人与猪把酒言欢，奥威尔写道："而今，不必再问猪的面孔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第三点是权力对真相的控制。在《动物庄园》中，从动物们对"牛棚战役"的记忆，到革命最初发表的"七戒",再到对当下事件的解释――兢兢业业的老马究竟是被送去了医院，还是被卖给了屠夫，都由猪说了算。《1984》更是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官僚系统用以"制造真相".主人公温斯顿就职的"真理部"专门负责生产"真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对过去公开出版物上"有误"的信息进行修改，所谓"有误"是指那些过去做出的错误判断、未能达成的目标、存在过但已被抹去的人……奥威尔通过描述主人公对三件待办事务的处理生动说明了"真理部"的职能――不断地刷新"真相"以确保党的永远正确。奥威尔的这一处写作引发了我对"何以为真"的思考。

　　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我首先想到的是历史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第二层是通过文献、文物、遗迹等有据可考的历史，第三层是我们知道的历史知识。这三个层次像一个套着一个，范围不断缩小的圆，真实性最强的无疑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但它们就如昙花一现，随着亲历者的逝去，这种真几乎是不可得的。我们所能得到的真，是由历史上的各种记录间接得来的，这些记录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因此还要不断地参照各种说法，对史料进行比对、批判，无限趋近于历史的真相。只要时间无法倒流，绝对的真大概就无法抵达，但对它的追求可以是一个不断趋近的过程，是一种主观上以真相本身为目的，不受个人好恶、认识局限所左右的自觉。而这一切努力将直接决定第三个圆，也就是我们的历史知识的成色。

　　在奥威尔的小说中，权力对真相的控制首先体现在"真理部"对历史记录的篡改，当大洋国的交战对象忽然之间从欧亚国变成东亚国时，"五年来的政治文籍现在有一大部分要完全作废了。各种各样的报告、记录、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带、照片――这一切都得以闪电速度加以改正。虽然没有发出明确指示，不过大家都知道，纪录司的首长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做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曾经提到过与欧亚国打过仗，同东亚国结过盟的材料。"这自然要花费一番人仰马翻的功夫，但在掌控历史这件事上，没有比这更便捷的法子了。至于掌控历史的意义，书中一句党的口号表露无遗："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奥威尔并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的小说中，真正恐怖的是权力不仅可以修改历史记录，也能修改人的感知、记忆、乃至情感。这就动摇了前文所说的第一个层次的历史的真实性――究竟发生了什么？即便是亲历事件的人，他们所感知的真相也是被权力所塑造的，在明明发生了A事件的情况下，官方说这件事并没有发生，人们既要坚定对官方的绝对信任，也要相信自己并没有发疯，但这两件事本来就是矛盾的，只能有一件为真，于是奥威尔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双重思想。奥威尔写道："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应该朝什么方向加以改变，因此他也知道他是在篡改现实。但是由于运用了双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字眼的时候也必须运用双重思想，因为你使用这个字眼就是承认你在篡改现实，再来一下双重思想，你就擦掉了这个认识，如是反复，永无休止，谎言总是抢先真理一步。"

　　如果说修改历史记录，至少还为人们保留了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批判得出历史知识的空间，那么双重思想则是彻底摧毁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前一种情况下，人可以说是受到了欺骗、蒙蔽，但他作为一个健全精神主体的基本能力尚未受到损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www.lieshai.com)人仿佛活在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连"A"与"非A"不能同时为真这样的基本逻辑都遭到破坏，其他的高级思维能力就更谈不上了。《1984》通过主人公温斯顿被捕后的遭遇详细说明了这一摧毁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首先遭到"清洗"的是他的记忆，对于亲身参与其中的事件，温斯顿保存并坚持自己对事件的记忆，但这一切都被审讯他的官员奥勃良否定了，他指出过去存在于纪录里，而党控制了全部纪录，温斯顿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记忆，他所自以为是的现实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表现，真正的现实只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而个体的大脑容易犯错，因此只能存在于党的头脑中，党认为是真理的就是真理，只有通过党的眼睛才能看到现实，于是温斯顿坚持的记忆反成了一种虚假的现实，必须彻底放弃才能"恢复神志".

　　若记忆尚带有一定主观性，通过说服的方式，或者各种迷惑手段很容易就能使其产生动摇，那么对个体更深层次的"清洗"就是在常识以及直接的感观经验层面击垮他的自信。温斯顿原本在日记中写道："所谓自由即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然而在电击酷刑的折磨下，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看法，或者说他放弃了任何看法，二加二等于几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停止施加在他身上的肉体痛苦――"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温斯顿也不是英雄，起初他还能坚持自己的判断，但随着痛苦强度的增加，他开始不断退缩。奥勃良说那是五，他就说是五，但这并不管用，因为奥勃良看出来这是他为了解除痛苦而撒的谎，远没有达到双重思想的要求，于是随着痛苦强度的提高，温斯顿经历了从嘴上的屈服，到意志上的屈服，再到内心一片混乱、不辨真假，只剩一种无关紧要的感觉，他的痛苦终于结束了，而一切所谓的自然规律自此也都成了"胡说八道".

　　最后被消灭的是情感――那些真实的爱与恨，那些温斯顿以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窥探、动摇的他对茱莉亚的爱。如果说前面经受的折磨，尽管迫使他放弃确定的记忆与判断，但至少主人公知道这是自己遭受折磨，被迫做出的妥协，他还能坚定地表达对这一切始作俑者的老大哥的憎恨。然而在那个恐怖的101房间，当每个人都被迫面对自己的"本能恐惧"时――对温斯顿来说是老鼠，他再一次被击垮了。负责改造他的官员奥勃良这样说道："痛苦本身，并不够。有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咬紧牙关不怕痛，即使到了要痛死的程度。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各有不能忍受的事情――连想也不能想的事情。这并不牵涉勇敢和怯懦的问题。要是你从高处跌下来时抓住一根绳子，这并不是怯懦。要是你从水底浮上水面来，尽量吸一口气，这也并不是怯懦。这不过是一种无法不服从的本能。老鼠也是如此。对你来说，老鼠无法忍受。这是你所无法抗拒的一种压力形式，哪怕你想抗拒也不行。"于是当温斯顿戴上面罩，看到铁笼子里的老鼠近在咫尺，甚至连它们的胡须与黄牙都清晰可见时，他终于为求自保高声喊出了那句："去咬茱莉亚！别咬我！"

　　温斯顿与茱莉亚们原先以为"他们不能钻到你体内去",不，他们能。

　　至此奥威尔生动演示了一场"精神处决"是如何进行的，或者说人性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消灭的，这是极权政治对个体可能施加的最恐怖影响。它让一个在日记中写下"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被抹掉的时代致敬！"的人，变得渺小、畏缩，而他的死也从一名反抗者振聋发聩的殉难，变成了一个顺民悄无声息的失踪。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到绝望的结局，但随即我又开始思考，奥威尔是否留下了希望的线索？他在书中清楚地写道，如果有希望，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只要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但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而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教育是这当中的重要环节，它能使人们不迷信、不盲从、懂得分辨真假，能使无产者真正意识到自己力量。另一方面，奥威尔还写道，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男女对彼此的欲望，母亲下意识地保护子女的本能，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掉的力量。然而即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如果一个党的结束，是以另一个党取而代之作为新的开始，就像《动物庄园》里取代庄园主的猪那样，历史难道不是陷入一个无休止循环的怪圈吗？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呢？

　　这又回到了我想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即真相为什么是重要的。社会不论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其真实的功能是让内部成员更好地活下去――有些人的确要比另一些人活得更好些，这当中有体格、智商、相貌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财富、特权等人为因素的作用，这样一种阶层分化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从未消失，在既有的思想资源中，能找到数量众多的批判，也能找到言之凿凿的辩护。然而不管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如何，迄今为止这都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统治阶层的名称在不断更换，但这样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始终不变。那么变革还有意义吗？最一流的革命理论家当然宣称不仅要推翻当时的统治者，更要摧毁这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本身，但也可以认为所有的革命理论家都是以此作为目标去追求，只不过瞄准太阳的奋力一跃最终却落在了月亮上，而落在月亮上的结果就是循环往复的新上等人、半新不旧的中等人，和一如昨日的下等人。

　　于是，朝代更迭看起来便毫无意义，尤其对下等人而言，从来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就像自然界中的林火对维持森林的自我更新是不可或缺的一样，一场摧枯拉朽式的革命以最大的代价，同时也是最高的效率消灭了旧社会的壅蔽，新的社会要从破坏中恢复生产、培育人口、分配权力，于是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开启了新的一轮历史循环。撇开受益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等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看，革命似乎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解决旧社会壅蔽的方案，那么反过来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保持自我诊断与自我更新的能力，革命还有其存在的基础吗？毕竟人们期待的从来不是下一个统治者，而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统治者。

　　这便是追寻真相的意义所在，一个人要保持清醒的自我觉察能力，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自己诚实，社会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求真务实的风气，那么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都不能觉察，遑论解决？前文已有说明，绝对、客观的"真"几乎不可能抵达，如果有人宣称他掌握了绝对的真理，那势必要予以极大怀疑，甚至警惕这是否是阻碍人们追寻真相的障眼法。"真"并不是一个确定、唯一的结果，而是一种持续不断、无限趋近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被单方面垄断，那势必会在某个点就停下了，缺少继续向前的动力。某种程度而言，竞争而非垄断才是真相"生产"的有益方式，一切参与其中的个人或团体――官方声明、媒体报道、学术研究、还有自媒体兴起后的无数个人，都在真相的生产中做出各自贡献，通过多方材料的相互比照、辩论、补充，真相才能不断地得到揭示，这才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相反，权力对真相生产过程的渗透乃至垄断，不仅自行废除了有益的身体组织的功能，其生产出来的也往往不是真相，而是权力的自我繁殖――正如癌细胞通过关闭细胞内线粒体的调控功能，躲过了细胞凋亡机制而无限繁殖一样，当生物体意识到危险时为时已晚。

　　乔治・奥威尔当过缅甸警察，也做过矿工、流浪汉，甚至还在西班牙内战中上了前线，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追寻真相的最好诠释。这给予了他的作品以真实的力量，使他对英帝国、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运动等等每一个对象的拷问都那么掷地有声。在杰弗里・迈耶斯所写的奥威尔传中，副标题用了"冷峻的良心"（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作为对他的评价，我十分认同。驱使他走在这条路上的并非烈火烹油、花团锦簇的热闹，而是身处这热闹之中的良心不安，这股不安使得他身为大英帝国公民，却勇于揭露殖民者的腐化堕落；身为接受过伊顿公学教育的体面人士，却混迹于穷巷陋室，成日与矿工、流浪汉为伍；身在铁幕的一边，却持续地凝视另一边的苦难。他的凝视从来就不是什么湿答答的伤感，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冷眼旁观，以一颗赤诚的心。

　　这大概是追求真相所真正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