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农村之间

　　――读《落脚城市》有感

　　庄  Russellliang

　　"未来的后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到了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这项运动涵盖的移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多达二三十亿，约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影响。"道格？桑德斯在他的新书《落脚城市》中开宗明义地给出了他对未来世界人口分布的判断。

　　记者出身的桑德斯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本书的写作缘起于他对《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作者雅各布斯的采访。此后他便萌生了撰写一部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的想法。为此，从2007年开始，作者进行了一场全球之旅，从欧洲出发，到印度次大陆、中国、美洲和澳大利亚，深入包括肯尼亚和里约热内卢在内的底层平民生活区，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落脚城市（Arrival City），即农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脚并聚集的地方。它直观地表现了乡村移民迁徙、到达、开始新生活的一系列变动。来这里的人大多是理性的，对他们来说，这里虽然肮脏、拥挤、生活困苦，而且他们经常把子女和老人留在乡下，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过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比呆在农村更有希望。落脚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他们迁徙过程的落脚。这里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的地点：在这里，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种重要活动的目的都在于把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庄都带进都市的世界，带进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核心，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和适应文化，融入主流社会，享有长久的繁荣生活。另一方面，这里也存在各种不确定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或许有一天，这里成为都市的一部分，不然的话，就是在奋发向上的路途中败下阵来，陷入贫穷的深渊，或是遭到摧毁拆除。作者不赞成以前某些活动家、观察家将这里贴上封闭、僵化和毒瘤这样的标签，在作者看来落脚城市是乡村流动人口晋升城市中产阶级的跳板，是一个流动不息的中转站。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下一波的村民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受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个方面，落脚城市也与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联系：其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与买卖等一个个的立足点，目的在于让来自乡村的新近人口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定脚步，不论这样的立足有多么的艰难。

　　作者以"落脚城市"这一概念为主线，在本书中分10章，讲述了五大洲15个国家（中国、印度、孟加拉、肯尼亚、巴西、美国、波兰、法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伊朗、委内瑞拉、西班牙、荷兰）28个落脚城市的情况，讨论了落脚城市的房产所有权问题、乡村移民的公民身份问题、落脚城市的转型问题等，以及在落脚城市发展过程中各方面力量的消长和介入对落脚城市嬗变起到的作用。

　　一、城市化的动力

　　斯塔夫阿艾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将1500年看做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1500年之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新旧大陆之间，东西方之间的人员、金钱、物品往来与日俱增。海外贸易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欧洲主要是西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部分产业的发展，比如英国的纺织业。在英、法、德、意等国家内部的城乡之间出现了收入的差距，再加上农业相关技术的提高，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了谋取更好的生计，大量的农民前往工业聚集的城镇做工挣钱。在当时，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的边缘地带或者劳动力需求量大的工厂聚居区往往往往成为乡村移民的落脚点。

　　1879年，十四岁的女孩珍？布维尔心中满怀着乡下移民对城市的期待，加入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股由乡下涌向城市的移民大潮，在西方世界长达一百二十五年的转变过程中，她正在这高峰之际来到巴黎。当时的巴黎在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描写下，已经成为一般人心目中肮脏、堕落、凶杀与破败的代名词，不过，珍却看出了这个地区的真正本质：数百万人的栖身处，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比毫无希望的乡村稍微好一点点的生活环境，于是暂时呆在这里，找寻着在都市里永久定居的机会。珍找到工作之后，她和同时代的其他移民一样，对自己的收入与支出精打细算，一面储蓄，一面寄钱回家，并不时留意能够改善自身境况的机会。如同欧洲大多数的落脚城市居民，珍也永远不会返回乡村，顶多只是回去短暂探访。珍？布维尔虽然不回乡村，却得以借着分期付款买了一张床，并且靠着严格的预算控制与自律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远离落脚城市，邻近于中产阶级。珍的生活虽然过得不快乐，但其迁徙活动充满了希望，(www.lieshai.com)即是这一过程花了她数十年的时间。

　　"希望"是什么？道格在书中并没有展开讨论，有学者观察了研究乡下人进城时发现，至少有以下三大动力：第一个因素当然是收入，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收入越大，其动力越强；第二种动力则源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以及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其背后隐藏的信息是农民渐渐对土地失去了信心；第三种动力是乡村移民对后代所抱有的期望。由于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悬殊，为了孩子能够获得较好的教育条件，让他们的后代"不再当农民".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孩子的未来甚至成了他们进城和努力生存下去的主要动力。在"希望"的驱使下，二战以后，在全球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骤然兴起了巨大的人口迁徙大潮。

　　落脚城市在夹缝中挣扎

　　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慢过程，从人口的小移动到大迁徙，是每一个落脚城市最初都要经历的过程。通常，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主要是男性会率先流入城市寻找务工的机会，要在城市中务工总要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这是每一个进城的人首先会遇到的难题。由于条件的限制，迁入城市的农民会选择城郊一些房租低或者不太理想的地方租房或者自建房屋。比如安卡拉市镇边缘的谷地，巴西里热约内卢的悬崖边缘，甚至是德黑兰边缘一片不起眼的沙丘和肯尼亚内罗华的巨大垃圾山，重庆的六公里等。在这些一般人看来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进城农民在此建房、定居，开始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拓荒者"在那里临时搭建了一座简陋的棚屋，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聚集，一座居住类型的落脚城市便逐渐形成了。无论落脚城市的形成是基于自建还是租买，条件大都不好。由于财力有限或者政府对落脚城市的忽略和打压，这样的落脚城市显然无法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贫穷的农民要想在城市以较低的价格租买居所，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那些卖相最差、城里人基本不屑一顾的房源。那里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或缺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又或者因为地理、气候、卫生条件等而被当地居民视为无法居住的地方。在落脚城市内部，粗糙的房屋、阴暗的环境、潮湿的地面、拥挤不堪的道路也随处可见。(本文来自于范-文-先-生-网)在这些落脚城市内，到处是乱丢的垃圾，各种"飞行厕所"和噪音也严重破坏了居民环境。除此之外，大部分的落脚城市还充斥着暴力活动等不安定因素。在西欧和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和暴力性的政治运动，帮派斗争、黑社会暴力、种族对抗、携带武器的毒贩子等，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落脚城市的居民还不得不承受着各种生存的威胁。而事实上，大多数落脚城市最初的确呈现出贫民窟的样子。这样的落脚城市最终命运只有两个：一是彻底为真正的贫民窟，成为束缚人的封锁社会。如十九世纪东伦敦那些恶名昭著的贫民窟，像贝斯纳尔格林美一样的地方，它专门收容那些被城市淘汰的人口，但同时也 从此把这些人困在其中。二是发展蜕变为一座完整的城市社区，被并入城市，成为城市真正的一部分。而能否实现这样的命运，最终取决于落脚城市内居民的自我奋斗和政府的支持。

　　而事实上，政府对落脚城市的态度以及对支持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生死。20世纪50年代的土耳其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土耳其总理曼德里斯推行改革终结了原有的农业体系，大力发展工业和基础设施，这项改革极为成功，使得土耳其远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早开创了工业化进程，然而土耳其政府却没有为大批农民放弃土地而涌入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现象做好准备。当时总理曼德里斯采取了权宜做法：鼓励他们自行寻求出路，允许他们自行建造栖身之所。这促使了伊斯坦布尔边缘的落脚城市快速发展起来，盖奇康就是其中之一。到了1970年代，政府官员与城市居民已对盖奇康的发展深感恐惧，落脚城市与旧市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向上晋升失败而悲愤的落脚城市第二代青年越来越对政府的不公平政策产生不满，左派与右派的激进团体以及各种宗教势力趁机接纳这些不安分子，落脚城市成为新旧势力的主战场，市郊的社会秩序又进一步崩溃，暴力活动不断升级。1983年土耳其总理奥扎尔推行被称为改善方案的改革，为了把伊斯坦布尔边缘的落脚城市纳入城市的管辖，并消除其中最不卫生或最简陋的住宅，颁布了一项创新措施，它允许以三种方式改善混乱的贫民窟。首先，他们可以选择保存的做法，让既有的盖奇康房屋都合法化，改善其硬件设施，再设置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第二种选择是更新：以公寓大楼取代既有的住宅。第三个选项则是拆迁：把整个社区卖掉、夷为平地、再把土地转卖给开发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盖奇康的居民几乎没有人选择保留自己的住宅。对于绝大多数的居民来说，把他们自己搭建的房屋改建为公务住宅，不仅可大幅提升房价，又可带来持续不断的租金收入。所以改善方案推行的出奇的顺利，在改革实施之后，原有的落脚城市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在政府得当的举措下，原有的私搭乱建的落脚城市焕然一新，居民再也没有对政府发动过激烈的抗争。道格在书中调侃这里的激进分子道"你那些年为了马克思主义奋斗的结果，就是自己也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而且还是可怕的收租阶级".这些人原本是一群趁着夜色在市郊掘地建屋的非法居民，之后成为市郊的一股危险势力，最后却变成了土耳其主要经济与政治阶级的成员，改建之后的落脚城市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落脚城市的死与生：我们的态度和选择

　　正如道格所言，落脚城市的文化不尽然是乡村也不尽然是城市，而是融合了两者的元素―但经常是扭曲或怪诞丑陋的模样，是一群志向远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农村移民迫切希望找到安全感的共同来源。落脚城市的生活总体上较农村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落脚城市的生活也充满很多不确定性，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的缺失而导致正常稳定的生活受到威胁。所以，在这里，人们会逐渐发展出融合不同元素却又同时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因此，容易使落脚城市陷入封闭。当然，落脚城市也有它的建设性之处：它经常是创造新兴中产阶级、消除农村贫穷落后和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因为落脚城市总是连接着农村与城市两端。

　　落脚城市也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与创造性的群体。来城市奋斗的农民在城市居民看来是低人一等的，但他们大都是农村集体中的精英分子。与大多数农民甚至市民相比，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中具有更强的坚韧性、适应性和吃苦耐劳，愿意为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付出最大的努力。同样他们在遭遇来自政府的不公正对待之后，更有可能被某些极端思想和组织所吸纳，更有可能采取极端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在道格看来，落脚城市并不是保守主义、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行为的天然温床，一旦为落脚城市提供资源，并给予其成长发展的机会，落脚城市就会成为对抗这种偏激现象的天然力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2011年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达到51.27%,首次超过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但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制约，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未能对进程务工并打算长久留在城市的农村移民提供合适的服务，对城市边缘的"城中村"的不友好态度，这些都严重的挫伤了城市化动力最为强劲的农村精英。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就深圳市在2008年之后出现的"用工荒"问题给出了解决之道："鼓励贫民窟的发展，大城市存在这种地区一点都不可耻。恰恰相反，深圳和其他城市都应该主动允许廉价居住地区的存在，这样一来，包括外来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人群才能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要保护这些人的权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在指定区域内自行搭建住宅的自由，从而让他们的生活达到改善".另外，政府还应为准备在城市长久定居的乡村移民提供包括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在内的基础设施服务。

　　正如在《落脚城市》的封面上所写的那样："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哪一条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中国将来的经济转型能否实现，城镇化发展能否正常取决于政府的行动能否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等阻碍农民进城的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