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兰》读后感2000字

　　――徐美宁

　　读罢《空谷幽兰》，掩卷沉思，书如其名，文笔淡然，如孱孱流水一般娓娓道来作者一路寻访到的中国隐士，确切地说，是终南山一带的隐士，因为作者溯本追源，发现终南山自古便是隐士们喜爱的清幽修行之地，如今亦是，作者便将其作为寻访重点。

　　书中记录了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路寻访到的很多位隐士，有修道者，有修佛者，也有佛道兼修者。这些隐士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不识字的修行者，也有北大毕业后开始修行的人……虽然他们修行的法门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他们都住在远离红尘，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坚定毕生修行的信念，寻找人生的解脱之道，他们就是终南空谷中的幽兰。

　　“隐士”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中国人已经不相信还有什么隐士存在，但天真的老外却对此不死心，比尔・波特便是不死心的一位，他于1972年离开美国来到台湾，在一座寺院中生活，他这样描述：“天亮之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让比尔・波特对隐士这种生活方式感兴趣的原因是他的生活与他对隐士的想象，他这样想：“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瞑之时的片刻小憩。”

　　从神农架到秦岭， 作者一路走、一路停、一路思考，他几乎对遇到的每一座道观或寺庙都作了详细的考察。通过与这些修行者的交谈来阐释道的意义。然而这些道观或寺庙中的修行人，修行之路却困难重重。因为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很多寺院或道观被政府统一规划管制，且还有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管辖，身在其中，想自由修行很难，想安静修行更难。为了能够更本源地了解隐士，作者把目光转向了那些在大山深处能够自由修行的隐士。为了见到这些隐士，      他有时会一连走上几个小时，有时还会遇到野兽，有时必须翻越极其艰险的路，如华山之上垂直九十度的攀岩……但是他从没有停下寻访的脚步，像那些修行人一样，一直在求道的路上。他虚心向每一位隐士问道，并切实关心他们的生活身体状况。这些修行者与波特交谈的内容主要是生活方式，自己的经历，对道的理解。有些人的理解简单而透彻。

　　作者在书中记录了多位隐士心中对道法、佛法的认识。有个叫宝胜的和尚讲：“真修行的人太少了。至于我自己，我不怎么修行。我晚上打坐，白天干杂活儿。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这是得道之人所说的话。

　　另一位修行者说：“万法同源，万法同理，万法归一，无论走什么样的修行道路，只要保持一念正觉，当下就是净土。”

　　陈世杰道长这样谈修道：“当人们努力去寻找道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道。他们混淆了有和无，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修德（美德，精神力量），德包括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我们的想法。真正的德导致真正的道。但是大多数人修的不是真正的德。他们修炼的是神通和心念，于是我们以为他们得道了。但是他们错了。修习真正的德不是要去掉所有的神通和念头，像一个婴儿一样，无看而看，无听而听，无知而知。首先你要修德，道自然就来了。”这是我听过最好也最透彻的对修道的说法。

　　在中国，这些修行者们，生活清朴，物质要求极为简单，他们志在修行，严守戒律。事实上，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式，美国自然文学的作者们比如梭罗、惠特曼、巴勒斯、缪尔、奥斯汀、艾比、迪拉德等都有过隐居的生活。他们提倡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并将这种与自然同生长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写就了如《瓦尔登湖》、《少雨的土地》、《汀克溪的朝圣者》、《新鲜的土地》、《日光》、《自然之道》、《鸟与树》、《叶与蔓》等等著作。他们既是作家，也是农夫，最著名的莫过于巴勒斯的“山间石屋”，惠特曼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巴勒斯掌握了一门真正的艺术――那种不去刻意追求，顺其自然的成功艺术。”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明家爱迪生、汽车大王福特、诗人惠特曼均来过他的“山间石屋”做客。“山间石屋”几乎成了十九世纪美国自然文学的象征符号。巴勒斯去世后，美国设立了巴勒斯纪念协会，“山间石屋”更是被作为国家历史遗产受到保护。

　　可以看出，东西方隐士既有相似，亦有区别。相似之处在于对繁华尘世的厌倦，不喜欢过社交过于频繁、打理杂事的生活；此外，都热爱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来这样”的自然，自然运行之道。这些隐士们心都很安静，所需要生活物资极少。用比尔・波特在书中的开篇来说，是这样的：“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www.lieshai.com)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当然，西方当代的隐士更为务实和通融，他们不拒绝名声，有的甚至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的公益性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这些隐士们还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如《瓦尔登湖》、《醒来的森林》、《夏日走过山间》、《沙乡年鉴》等，成为北美出色的自然文学的传世名著。

　　或许可以说，东西方的隐士以接近自然，严守戒律的相似行为来探索和寻求生命本真的道法，但是他们将各自的体验又以完全别样的路径予以传递。

　　在工业社会，隐居已是一种“奢侈的清贫”。这种清贫不是缺少的清贫，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省略，是万千繁华只取一朵的审美，是回归内心宁静的智慧。是一种用减法甚至除法去过的生活。它的奢侈在于不是增加，而是减少。

　　对于现代人而言，隐更多的是一种心境，就如安妮宝贝在序言中所言，“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置身滚滚红尘浪滔天，每天面对无数欲望颠沛，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韧，遵循品德和良知，洁净恩慈，并以此化成心里一朵清香简单的兰花，即使不置身于幽深僻静的山谷，也能自留出一片清净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