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记忆的政治》有感2000字

　　白豫熙  2017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

　　作者对大生产运动的研究缘起来自于她的新闻从业经历与个人的思考。周海燕教授当过近十年的新闻记者，曾多次进入中国的乡村社会，报道一些生产典型和模范，久而久之她发现在新闻宣传中，这些典型和模范的塑造始终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模式：制定政策、提出口号、广泛的政治动员、报纸上出现各地纷纷响应的报道，并推广其间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和集体，展现出一呼百应的乐观局面，然后，这些活动渐渐泯灭，直到被新兴起的另一些运动所替代，然后，社会又进入了另一个轮回。于是作者不禁发问：这种运动模式是如何成型的？它们对中国社会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006年“新农村建设”运动兴起，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旨在改善乡村社会整体情况，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各地媒体配合中央的政策，积极开展宣传报道活动。周教授也带队去南泥湾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调查，在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之后，在当地的大生产纪念馆的门前，她意识到，类似于“南泥湾精神”这种广为人知的大生产记忆，是由权力话语精心建构而形成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理论和话语分析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无论原来大生产运动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只要它符合权力的现实需求，当权者就会通过某些仪式，例如刊登纪念文章，建纪念馆，组织文艺演出等方式来唤醒民众对该事件的记忆；然后当权者再通过对事实的有意识的筛选，强调，甚至是遗忘来改写、重构这一事件；最后，当权者再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反复刻写强调这些记忆，直到它们固化，在民众的头脑中形成当权者所需要的固有观念为止。这些发现，让周教授想到了用社会记忆理论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去探究大生产运动真实的历史。

　　其实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相关研究依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学术空间。长期以来，对大生产运动历史的解读和研究，大都是在官方认可的论断基础上加以研究，并将其视为一次解决军民温饱问题的生产活动，同时肯定其解决经济危机的价值。使用的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在理论创新性上存在不足。而针对从大生产运动初期就开始形成的众多话语文本，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记忆及影响，鲜有人关注。

　　本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为两个：第一，大生产的相关社会记忆是如何不断被建构和重构的？其间权力和话语是如何相互纠缠的？ 第二，“大生产运动”的生产制度模式，是以何种方式、在哪些方面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它们是否会对未来的中国社会继续产生影响？

　　周教授认为，任何一个建国史都是一个神话，譬如在华盛顿，从方尖碑到国会大厦，都是这个国家神话的展示。对于中国来讲，从南湖建党到井冈山起义、八角楼的灯光、长征、大生产运动、三大战役等等，包括开国大典，都是国家神话构成的一部分。而大生产运动，其实具有“开天辟地”的色彩，人们通过短短四五年的生产建设运动，将中国改天换地，创造出了一个明朗的新世界。这一系列创业史的神话，建构了民众对新中国的社会认同。作为执政党创业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是当时的一项战时经济政策，它的影响力也绝不仅限于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经济危机。一方面，大生产运动铸就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一整套运作模式，即政治动员式的生产方式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从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直至今天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经济模式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从大生产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的社会控制运作模式，从而实现了“生产-整风”的双重规训；此外，大生产运动也是国家权力通过操纵话语以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典型案例。而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政治口号甚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之一，在国家几次出现经济困难时，它们成功的鼓励了人民进行生产自救。

　　在本书结论部分作者对大生产运动的“再发现”可以简单概括成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战时紧急政治动员的大生产运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新生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大生产运动的首要起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急于扩展军事实力，而导致人口增长过度，财政入不敷出，使边区经济迅速走向崩溃边缘，不仅基层民众颇有怨言，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对此同样争论不休，使得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降低，导致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共产党领袖不得不通过紧急政治动员发动边区各界开展大生产运动。但这一政治动员行动必须被赋予正当性理由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可，从而具有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因此直接将产生的困境归因为日本侵略军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实行的经济封锁，通过诉诸民族主义，赋予其抗日救国的神圣意义，成功地将双重危机引向边区之外。第二，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大生产运动，是一次建立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革命话语的体系化构建。由于其丰富的多义性，这段社会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反复重新建构，为作为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丰厚的政治合法资源。第三，作为规训手段的大生产运动，是一次对边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成功规训和控制。“生产-整风”的双重规训，成为后来新中国社会控制和改造模式的雏形。借助群体压力，通过对模范的表彰和对后进的惩戒，用满负荷的生产竞赛制度使边区人民被普遍驯服，从生产到生活受到全方位的集体主义规训。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论文整体的研究方法设计以定性研究为主，包括了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话语分析和个案研究等方法。纵观此书，作者搜集资料之全，涵盖面之广，足以显示其用心之深。鉴于一手资料对论文写作的重要性，作者不但从延安和西安的档案中搜集了大量一手的历史材料，又阅读了当时的报纸档案以及之后陆续出版的各种回忆录，甚至还远赴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的图书馆去搜寻内地少见的陕甘宁边区部分县府的地方志和年鉴。而在上述几地未能寻找到的原著，她则是借力于师生友人的帮助，想尽办法从海外高校的图书资源中获得。

　　更为可贵的是，鉴于图书报纸及档案往往受到严密管制，它们更多呈现的是权力掌控下的话语，因此在对民间记忆的研究中，作者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延安进行了四次田野调查，光是入户访谈的时间便长达约500小时。之后作者将田野调查中的无结构观察和深度访谈所搜集到的民间资料，与官方话语进行比对，通过考察它们之间存在的异同，来寻找其间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内在理路。周教授做学术研究的这种严谨，踏实，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