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个人

　　――读《中国女工》有感

　　阿2

　　摘要：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行，个人与社会，具体说来，就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个性发展与社会需求，必须保持适度平衡。《中国女工》一书就反映了中国女工的身份认同，以及伴随而来的管理者的权利控制，以及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反抗。本文还将结合我国阶层划分对我国工人阶级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国女工  主体形成  权利控制  阶层划分

　　上个世纪80年代, 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跨国资本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此时大量非城市人口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变成了打工仔或打工妹。本文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从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通过亲身参与、观察与日常访谈等方法在“流星厂”这个田野中，对厂中的女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零距离的观察与论述。

　　在导言部分，作者先用工厂大火中的一位幸存者的话开头，然后说道：“一般来说，工厂大火之类的社会创伤预示着社会暴力，也呈现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国哀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这三者联手创造出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劳动剥削形式。[1]”作者以一位叫做晓明的女工为调查对象，并通过打工妹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文学作品，找到这些打工妹的共同之处，发现了她们的孤立化和个性化，这也是资本的计划。“因此可以说，打工妹主体的形成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个是使个人不断走向孤立的个体化过程，另一个是形成某种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群体形态的过程。[1]”

　　这个打工妹主体形成过程必定是艰苦的，而之所以打工妹选择离开家乡，来一个陌生的地方打工，他们打工的强烈欲望至少来源于两种诱惑――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挣扎；另一面是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巨大不平等。针对城乡分化，马克思曾经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2]”这种利益的对立，也是社会冲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统治者或者管理者，往往会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比如，在本书的第三章，作者提到：工厂管理者通过运用一系列的微观权力技术来控制、掌握女工们的一切生活与劳动行动。罗斯在《社会控制》中提到，“按照控制对象进行划分，可以将其分为对于意志的也就是基于伦理的社会控制，以及对于情感的也就是基于政治的社会控制” [3]。而在我们的课本，也就是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这本书中，提到了从性质的划分，也就是“分为软控制和硬控制” [4]，我认为这种分类更容易理解。硬控制又被称为正式控制，也就是利用法律、纪律、政权等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行控制。本书中，一些内容也有所体现：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与金钱惩罚制度；四处张贴工人手册，使女工们“被阅读”；每周一次的训导会等等。软控制又被称为非正式控制，利用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行控制。这些体现在：重复命令建构权威性；运用歧视性语言迫使女工产生自卑心理，获取话语权力；生产流水线的独断专行运作；作为全景敞视主义的电子眼监控等等。

　　书中也提到了女工们通过刻意降低工作效率、昏倒、工作时聊天、吃零食、集体反抗管理者、晚间工作时听收音机等途径拥有了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被潘毅老师称为间隙性权力，并且她解释到“在工厂里，这种间隙性权力形态经常会导致暗地里的破坏，以及非正式网络的形成” [1]。但这种权力其实很小，存在时间很短暂，在博弈的过程中，女工们还是明显地处于劣势。在本书的开头，作者也写到：“尽管一个有组织的打工阶级的形成道路被阻塞了，但是一有机会，外来工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罢工等集体行动。对抗性集体行动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从一般劳动反抗，一直到日常生活反抗”。“打工妹们的日常生活策略总是活泼开朗、尽量适应环境，以及群体取向的。她们用自己的行动为当代中国书写出一部反抗的诗学” [1]。

　　这本书的全名是《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对于“阶级”这个主题，自古以来就受人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指出：“阶级的形成是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又相对发展不足的结果。[5]”虽然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还存在着阶级、阶层差别和社会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不同利益和要求的社会集团，它们构成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阶层结构。2002年，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就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结构性改变。这份报告还将中国的社会结构换分为十大社会阶层，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6]。

　　在我国，近年来更关注的是农民问题，我认为我们但也应该多关注产业工人的社会待遇。在《中国女工》这本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打工阶级的弱势和饱受剥削，“从早到晚做苦工，流血流汗做苦工，出卖劳动和身体，让你做啥你做啥[1]”这便是打工者的真实写照，在管理者眼中，她们就只是生产的机器或者是挣钱的商品。不过，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上表示，“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6]。这也说明我国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在渐渐提高。

　　当然，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国，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这也需要各阶层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我们才能真正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M].明报出版社, 2007.

　　[2]马克思.贫穷的哲学[M].何思敬译.解放社出版,1949

　　[3]罗斯.社会控制[M] .秦志勇,毛永政等译.北京市:华夏出版社,1989.07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叶敦平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陈二厚,董峻.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新华社,2015.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