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歌》读后感

　　胡杨

　　和石凌女士结缘于2015年，那时我正在河北出差，在工地上做项目技术指导，闲暇之余写了一篇不到十万字的乡土小说《水泉》，这也是我的处女作。对于写作，我这个学机械设计的工科男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只是一个人在外面久了就会想老家，于是我便断断续续写了这篇粗陋的文字，写完后羞于拿给别人看，只在同学间传阅，这篇陋作传到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任小刚手里，任老师看后推介给了石凌女士，希望能发表在家乡刊物《灵台文艺》上，于是我便与石凌女士在网络上认识了。很感激她不嫌弃我作品粗陋，全文刊发了。

　　认识石凌女士后，先后通过云从龙先生的自媒体公众号“吾乡灵台”读了她的几篇文章，再后来读了她很多发表在网络上的优秀作品，渐渐成了她的一名读者。她的作品涉及面很广，有散文、时评、书评、游记、小说等，我比较喜欢她的书评，文风犀利睿智，见解独到。

　　收到石凌女士的长篇小说《支离歌》后，我利用在河北出差期间，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全书。这是一部让我很震撼，并引发了共鸣的作品。作为80后的我，也目睹、亲历了一些文中所描述的时代发展和变迁的历史事实。

　　《支离歌》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大背景下，以袁宏涛、江海岩、孙玉涵等一群有冲劲的北方青年在社会洪流中南漂的创业史与心灵史，作者以一个知识分子独有的情怀与责任感，真实地描述了我国十年经济转型期间，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引发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存焦虑、农村空壳、人性扭曲等社会问题，以及在这股洪浪下底层生存者的挣扎与无奈。

　　江海珍是“文革”中出生，夹缝中土生土长起来的女强人。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知识文化的底层女性为了更好的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她能想到的手段一点一点地积累自己的财富，提升自己的地位。她经营的浅海湾娱乐城活脱脱一个缩小版厦门走私案中的“红楼”，实际上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她所用的手段也与赖昌星的相似，利用金钱、美女拉拢腐蚀有权有钱人，甚至打出亲情牌，专攻其软肋，投其所好为自己谋取生存空间。她赚来的钱有多少是“干净”的？

　　作者在后记中将江海珍定位为一个农村暴发户，我觉得这个定位有失偏颇，受制于家庭贫困和弟弟学业压力，江海珍被迫嫁给跟她毫无感情的煤矿工人咸玉民时表现出的亲情大义，她与前夫离婚时表现出的机智，她为了嫁给初恋而追求爱情时表现出的勇敢，她在洗浴中心开业时被顾贵红妻女暴打及羞辱时表现出的沉着，她对待前夫家人时表现出的大度，她对于商机把握时表现出的睿智，她去西安学习管理、上新项目时表现出的勤奋与上进……除了在与掌握其命运与财路的各种权力人物及达官贵人之间周旋时表现出的手腕与狡黠，她丝毫没有农村暴发户的张狂与蛮横，反而，她身上有着一些难能可贵的善良和质朴，即便是背着一百多万的银行债务，她还在资助贫困学生上学，我觉得捐款做慈善一方面是她驱赶内心自卑感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她善良的最好明证。

　　江海珍这个人物形象就是一位具有浓厚时代背景以及特定社会发展形态下的北方农民企业家，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十年经济转型期间很多农民企业家的发迹史。

　　袁宏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漂创业者形象，其形象和经历代表了一大批90年代南漂创业者。袁宏涛经历了两次高考落榜后回家务农，为了改变贫穷面貌，被迫走上打工之路。他在兰州建筑工地打工时遭遇了老板欠薪逃跑，他初到广州露宿野外，他好心收留老乡索兴旺后反被其坑，他被迫野外逃荒，他在工厂内挥汗如雨，他遭遇了父母逼婚，他创业后又经历了艰难的讨要款项、被竞争对手算计、职工尘肺工伤事故后的起诉索赔、保险箱被盗、媒体勒索、管理危机、替肇事逃逸后的合伙人事故赔偿、被逼债、金融危机时面临倒闭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曲折和煎熬。

　　袁宏涛骨子里透着西北人的善良勤奋与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是西北人吃苦耐劳的典范。在被索兴旺坑后，他不计前嫌去监狱看他；乡党袁小峰因工伤断手后，他帮其出主意并对其照顾。他对打工女彭雪融母女的同情与帮扶，他帮老乡找工作……当然，他的善良与热忱有时也容易被人利用，例如陈月桂的父亲与自己父母设圈套，使他和并不喜欢的陈月桂结了婚。

　　在各种压力、威胁和阴谋下，袁宏涛还是通过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在南方站稳了脚跟，看似赚到了钱，但他却和江海珍一样，过得并不轻松，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他们就像成熟的蒲公英，稍有风吹草动，努力就可能付之东流，用经济学上的名词来说就是抗风险能力极低，一个小小的灾难可能会导致灭顶之灾。

　　孙玉涵作为江海岩的妻子，可谓经历了各种坎坷与磨难，作品对她的写作路线以情感线为主。她在青春遭遇爱情，无果后懵懂中遇到了江海岩。江海岩对她的爱一半是洪水猛兽般热烈的爱，一半却是无休止的猜疑与伤害。她对心怀不轨的药厂领导王峰小心周旋，她小心翼翼地适应着办公室政治，却还是遭遇了企业改制，被迫辞职，遭遇江海岩好友万立伟乘人之危时猥亵，她与记者程冰的短暂感情邂逅、她做保险推销员时遭遇客户禁药强奸，她在广州地下室蜗居时遭遇阎昌林灌酒猥亵，她与流浪歌手大胡子李凌的短暂情感瓜葛，她遭遇道貌岸然的律师吉斌文的感情欺骗，甚至为他堕胎，以及最后与初恋薛志明之间的一夜情都让人感喟。在寻找真情的历程上，她就像一叶随风飘荡的小舟。

　　孙玉涵一开始是一位善良纯洁的女性形象，打工时在窘迫的生活逼迫下她违背了记者的良知，收了袁宏涛和初恋薛志明的贿赂，这使她的人格形象打了折扣。同时，她也是一位滥情不矜持的女性。喜欢她的男性很多，但却没有一个是真正理解她爱她的。我在想像孙玉涵这样一位女性为什么会遭遇如此经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问题留给读者无限的思考空间。

　　孙玉涵的丈夫江海岩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角色，他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也有世俗人的狭隘和懦弱。江海岩遭遇了童年丧父，目睹了三叔江治国对母亲的蹂躏、与同辈份的江大年与母亲的不伦姘居、17岁姐姐江海珍的堕胎，以及姐姐与咸玉民的离婚，使他人格发生了些许扭曲，对女性产生了很深的成见，尤其对妻子无休止的猜忌，语言暴力等显得不可理喻。即便他读再多的书，也没能解除童年时期禁锢在心灵上的魔咒。同时他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叛逆者。文中有四个人对江海岩做了评价，其表妹李梅梅是这么评价的，“我海岩哥看的书太多了，把社会理想化了。宏涛读的书不多，本身对社会没有抱多大希望，社会要求他怎样他就怎样，打个比方，宏涛就像水，什么样的容器他都能适应，海岩哥像石头，而且不规则，总想着社会适应他……”妻子孙玉涵的评价是“空有知识，智慧不足”，同样是下海的范文华说：“我知道你是个有思想的人，可你也看见了，企业不是混日子的地方。你有没有真才实学不是说了算，你得拿出真本事来……”

　　江海岩的才情是有目共睹的，他因涉嫌在外文期刊发表文章，被带走调查，他的呕心力作《超越与创新――中国工业经济的误区》书稿被没收，在经济类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文章，又为民营企业家立传写书，再到写网络小说《站街女》等一系列文章，足以说明他确实是一位才学极好的知识分子。但与此同时，他世俗狭隘，度量小的一面非常明显，例如对妻子的猜忌近乎变态，在孙玉涵药厂的职工厕所中遭遇王峰羞辱后与妻子发生争执，后又哀求妻子说：“千万别找他（王峰），他是你领导，你想想，你在人家手里攥着……”他南下后对女人的贪婪又表现出一个世俗男的劣根。南下广州前他信誓旦旦地对孙玉涵说一定不会出轨，但是南下没多久就跟初恋张雪雁书信往来，给妻子孙玉涵写信时也给初恋张雪雁写一封，他进入广告公司后对白莲的爱慕，他在书店上演英雄救美，邂逅风尘女子陈雪仪，再到后来与于瑶之间的肉宴……种种迹象表明了江海岩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乡镇企业赋闲了六年给惯坏了的眼高手低、性情懦弱的孤傲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江海岩走向毁灭与两个人密不可分，一是华南理工大学冯一楠教授。冯一楠教授喝着雀巢咖啡，衣食无忧，却对一个南漂打工者且生存都有困难的江海岩教导：“你不应该和其他人一样沦为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肩负起启迪大众的责任”，“你的目光很敏锐，你应该拿起笔，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同时还给江海岩开了假证明：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资源所的研究员……煞是可笑，一个教授有各种人脉和知识资源，却没有肩负起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教导一个“打工者”肩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虽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一说。也许是我的思想有些狭隘，但这难道不是一个诺大的讽刺吗？而且冯一楠对江海岩后来的人生轨迹影响非常大，实际上，冯一楠将理想主义者江海岩向毁灭的深渊推了一把。

　　另外一个不得不说的人就是于瑶，虽然文中并未交代，但种种线索和暗示表明江海岩卷入走私案的幕后推手是于瑶。活着是之一，以于瑶与苏世民关系，于瑶不可能不知道苏世民的买卖是否违法。对于瑶来说，江海岩似乎就是她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的一个闯入者，用完后就像吃完了饭的一次性筷子，没有扔给社会，而是直接扔进火炉，她自己却远走高飞去了新加坡。

　　《支离歌》还塑造了一些非主线人物形象：打工女彭雪融爱慕袁宏涛无疾而终后成了老板的情人，怀孕生育后却遇到老板出车祸死亡；孙玉涵的初恋薛志明，名校毕业后通过妻子的裙带关系走了捷径，爬向满是脓包的社会顶层；被人贩子拐卖到偏远山区做人妇的史雪琴，为了逃出丈夫马大栓的手心不惜用尿溺死自己襁褓中的孩子；买彩票上瘾且受工伤断了手的袁小峰……还有像白雪、包琴、于玲、朱栓明、孙莹……这样一大堆挤在地下公寓打工的蚁族们，他们的生活、情感，各种挣扎、焦虑和艰难与无奈的人生百态，尽管寥寥几笔白描，人物性格、形象却跃然纸上。

　　读完全文使人感到莫名的沉重，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社会没有给弱者更多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排挤和围剿。“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唤醒，是激发。江海岩略一沉吟，说道……”石凌女士无疑是这样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写作过程中注入了大量新颖的观点和理性思考，例如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不能产生效益，但哲学却是一切科学的润滑剂，中国近代最大的悲哀不是经济上的落后，而是没有自己的哲学家。所以许多人不会思考，也不去思考。没有信仰也认识不到信仰在人类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只是活着而已。人人都盯着钱，学生走进大学只是想找到赚钱的捷径，很少有人认真思考。一个人急功近利顶多缺少了许多乐趣而已，如果一个民族太急功近利，就是一种短视行为，用不了多久就会陷入僵局……”伟大的批判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知识分子掌握着大量的知识资源，看待社会问题远比普通人透彻、深刻，因此作者在文中大胆地反映了很多社会现实的问题，同时揭露了人在一味地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人性所表现出的丑恶与扭曲。

　　作为一个搞工业设计的，写作对我来说真的是门外汉，不敢随便妄评写作技巧、作者视野等方面。可能有职业病，我比较刻板严谨，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在我看来这本书中有多处时间逻辑瑕疵，下面给这部作品挑挑刺儿：

　　1、文中交代“打他有了记忆，这个他应该叫老哥的人帮他们家干农活儿：耕地、装车、撒化肥、打撵粮食……”假设男孩子的记忆从7岁开始，那么也就是江海岩7岁的时候应该是1971年，正处在文革中期（1966年~1977年），挣工分吃大锅饭的时候，有自留地的可能性不太大，那么所描述的农活有瑕疵嫌疑。

　　2、文中交代江海岩15岁的时候因学校要住宿费所以半夜回家，发现江大年在其家中。江大年塞给江海岩20元作为学校住宿费。江海岩15岁也就是1979年，包产到户刚刚一年，对于偏远贫穷的甘肃凤源县，20元无异于一笔巨款，先不说交给一个15岁的孩子是否妥当。根据文中暗笔交代，江大年同样作为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农民，20元有可能是其好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收入。

　　3、袁宏涛21岁高中毕业，秋天8月份（（国庆节找乡党聊天10月1日））去兰州，2个月保安，8月个建筑，第二年6月回家，但回家后发现父母在收烤烟，此处有悖常识，甘肃地区烤烟一般8月到9月成熟收割。那么6月份明显时间节点有瑕疵嫌疑……

　　提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对作品吹毛求疵，同时也是提醒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能够严谨一些，尤其涉及到一些时令、或者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时，尽量作考证。尽管大多数读者不会在意这些微小的细节，但追求完美不是更好吗？

　　其实写书评和欣赏艺术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都是在揣测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作者发生思想和心灵上的碰撞， 期待石凌女士写出更多更好的新作品。

　　读者胡杨于2017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