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有感

　　小河

　　所有制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一个热点的话题。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看起来很敏感，但是在1989年前的讨论却是难得的自由。今天来读张维迎的这篇文章，可以感觉到那个年代行文的一些特点――不重数理严密的推导，但是说理清晰，论证有力，而且结合事实，语言活泼生动，这点是现在的学术论文所不能做到的。或许其中的原因是张维迎为兴趣而学术，而如今“皆为稻粱谋”。

　　虽然讨论的都是今天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诸如市场看不见的手、企业家精神，但是在那个思想交错的年代却是一个启蒙的炮响。我越来越觉得解放思想这句话岂是说说就能做到的呢？张维迎自己在《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一文中也说：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我们好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在感情上也无法接受。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避免，我们要做好准备。看到别人富了，难免叫人眼红。如果我们做好准备，接受起来也轻松一些，毫无准备就会痛苦一些、无法忍受。

　　有些人至今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整天松松散散的过日子，毫无节奏。他这样想：与其远离家乡干事业，不如全家团圆拜祖先；与其吃饱喝足听音乐，不如饿着肚皮唱山；与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如你给我送礼我给你请客。变革发生以后这些人的观念就跟不上了，痛苦由此而来。正因为面临这样的痛苦，我们的理论界、新闻界才会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怀念过去、崇尚过去，认为我们搞大规模的改革还不如回到过去那种大家都穷的日子，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多美啊！你看过去的社会道德多高尚啊？现在呢？人人都在讲金钱，这还得了？有些小说家已经开始描写这样的个体户了――人富了，良心却坏了，等等。另一种人可能给大家设计一个新的乌托邦，就像旧的乌托邦一样。”

　　张维迎的这番话，并不是在鼓吹金钱至上论，他也不认为金钱可以代替道德。张的话，对今天我们社会依旧存在的一种复古倾向声声震耳。

　　话说回来，《造就真正的企业家》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国有制度下不可能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家和产权制度。

　　我的理解，所谓一个均衡的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特征就是，谁承担全部的风险，就要得到全部的收益。当风险和收益不对等时，这样的产权制度必然在宏观上是无法平衡的。

　　八十年代经济界的普遍关心问题是：怎样在不改变国有制的情况下激发企业活力，使企业能够盈利，并注重长期发展的效益。人们先后提出了厂长承包，经理人等等方案。而张维迎的回答是：国有制度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不可能建立的。

　　委托――代理是现代股份制的基本特征。职业经理人接受股东的委托管理企业，经理人（职业企业家）要对股东负责，他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好坏相挂钩。股东通过董事会和股票市场对经理人进行监督。

　　有人质疑这种委托代理机制不利于所有权的落实，老实说张维迎对这点的反驳不甚有力。他回答了委托代理在性质上可以起到保护所有权的作用，然而这一制度并不必然使得所有权得到保护。现代企业面临的经理层与股东的矛盾、大股东与小股东的矛盾都表明，委托代理制度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法律不健全等原因依然存在所有权的保护问题。

　　然张维迎对于国有制下现代企业制度不可能建立之原因论证很有力。

　　究其根本，股份制企业所有者对经理层的监管的前提是，所有者必须对自己的利益有重大关切，并且有相应的监管手段。国有制度下，名字上财产的所有人是全体人民，但实际操纵者是政府或者直接说就是政府官员。

　　财产权利是委托代理的前提，有人拿日本公司股权比例较低的例子说股份比例越低效益越好，所以财产所有权不重要，这个结论明显是荒谬的。广义上，股权人，债权人都是公司的控制人，而且发债银行也是由股东控制的。

　　保护所有者权力关键在于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张维迎提出：委托的每一层级都会削减约束力。最终对经理人的约束=初始关心值*委托层级*每一层约束力的削减系数。

　　在官僚中培养经理人或者“引进”经理人的根本毛病就是，经理人并不对财产的实际所有人“全体人民”负责，而且由于全体人民的基数太大，导致每个人对国有财产的初始关心值并不高。于是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地方越小、层次越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改革在所有权的保证上就更成功，乡镇企业对职工权利的落实比央企对全体人民的负责度要高。（虽然最后乡镇企业在竞争中败于民营企业。）

　　于是有人就提出这样一种方法：按照经理人的经营成果对经理人进行考核，给与相应的升迁机会或者经济利益。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1，经理人的任命是由官员任命的，如果经理人经营不佳，官员是否要承担责任。如此向上追溯，是要追溯到国家主席辞职么？由此看，自负盈亏、权责统一的企业和层层对上负责的政府管理天然不能协调。

　　2，实施中对于效益的考察指标也是单一的。我们说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准确的，企业追求的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利润，而不是最大的利润。除了钱，企业也追求名誉、关系等等。单一以利润为考察方式与经济原理相悖，会导致很多问题：如，经济衰退时削减产能是经济选择，但是为了追求利润，可能就会扩大产能造成积压。如，快马上项目，把成本留在后期。学过企业管理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像这样辗转腾挪的手段是很多的。往往，最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因为没有利润而缺乏投资，这与“政府应该投资公共事业”的理论相悖。

　　3，在经营中，没有手段监督官僚经理人可以完成任务。官官相护的现象成为常态。官僚经理人只是以企业为跳板，谋求在仕途上的晋升。这让我想起了TED上李世默的一个演讲，他将中国特色的政府――事业单位――国企三位一体的晋升体制视为选拔官员的一大优势，理由是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在各个行业都经过锻炼，他们的素质比西方的职业官僚素质更高。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竟觉得李世默说的颇有道理，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还有人提出了让知识分子帮助监督经理层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为了“名誉”做到公正。明朝二百七十年也就一个海瑞，新中国七十年能有几个海瑞呢？知识分子和企业没有半毛钱的利益关系，对知识分子的监督也没有什么手段和标准，搞到最后结果可想而知。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推行也有大约20年了，结果都说明张维迎的预见是对的。

　　所以，国企若不改变产权制度，则现代股份制度必然失败。国有企业只有关停并转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即使有，经理层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前文已说，制约经理层需要董事会的约束和资本市场的用脚投票。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有加大对经理层的直接约束，也就是官员加大对经理层的直接管理，这样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即使今天资本市场规模已经很大，但是制约国有企业经理层依然不能通过这条路。

　　何况是对当时上百万家的国企呢？

　　我不由得想起来如今政府改革国企的思路：做大做强央企和国有企业混改。

　　做大做强央企是为了集中资源，减少管理的难度和层级，简言之，就是通过官僚管理的精细化来弥补天生的智力缺陷。国有企业混改，试图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和更加复杂的股权结构来制约国有资本。

　　然而我依然对此感到悲观。近期以来，一系列的宣传片如《大国重器》，都似乎说明央企改革的成功。但是我注意到，这些央企的实力背后是垄断对全社会的效率损失，而且就其利润率来说，也远远低于民企和外企，更不用说最后又有多少红利可以上缴国家，上缴国家的又有多少用之于民呢？

　　就混改来说，如果经理层依然由官僚经理人构成并由国有资本控股，那么基本情况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由民营控股，这似乎是政策所不允许的，民营控股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么？最近的一个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杭绍台铁路的51%股份由复兴集团控股，然而复星集团真的“控股”了这条铁路吗？我对此是高度怀疑的。即使国有资本占少数，就这部分的资本来说，依然存在委托代理的问题，甚至可能加上国有资产代理人与多数股东合流损害国有资产的事情。

　　张维迎的背后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国有产权。我可以推测：他是支持私有化的。张维迎至今依然被视为最具有市场精神的经济学家。

　　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市场能管好的由市场管，管不好的由政府管的时候，张维迎已经在说：市场管不好的也不一定要让政府管，政府走开，政府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