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劣根性是个伪命题

　　――《乡土中国》读后感

　　渤海郡守

　　最近，上海交警强行制服抱娃女子的视频又在各个微信群里面刷屏了。一时间各种标题党满天飞，有的认为警察暴力执法，置小孩的安危于不顾；也有的认为视频中的女子罪有应得，警察出手合理；还有观点把女子被制服前的胡搅蛮缠，抱着孩子动手推警察上升到“我弱我有理”的劣根性问题。而一旦上升到这三个字，这个打击面恐怕就太广了。

　　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个问题似乎一说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上去说几句，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自己说自己的不是谁也挑不出毛病。况且我们中学都学过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那个时候老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们，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揭露，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上了大学读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里面对于“酱缸文化”的批判与讽刺可谓酣畅淋漓。加之中国国力落后的现实，生活水平低下的感受，真是痛感民族劣根性误国误民。

　　但是民族劣根性这种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一种东西？

　　这就让我想起一段据说是马云说过的话来：我劝年轻人们不要去读那么多成功学的书，因为有朝一日你成功了，那么你说的话就都是对的。

　　100年前的中国，我们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我们是错的；

　　60年前的中国，我们刚刚建国，工业化水平极度落后，所以我们是错的；

　　40年前的中国，我们刚刚改革开放，追赶先进国家，所以我们是错的；

　　今天的中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二，国力强盛，甚至有的发达国家都开始要向我们学习了，于是我们突然就对了？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写了《历史的终结》，这个霸气的名字就是要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最后形态，历史终结于此！但是在20年后，中国的崛起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于是福山又写下了《政治秩序的起源》来修改他的理论，为中国崛起提供理论解释。

　　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为清教徒思想和资本主义兴起建立了关联性。而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建立起关联性，写一本《世俗化社会和中国崛起》。

　　所以鲁迅、柏杨痛批中国人的劣根性，与那个时代有关；文化自信和中国元素在全世界与日俱增，与这个时代有关。等到中国人普通人也大量走出国门后，我们也发现“洋人”的素质不见得比我们高，或者应该更加公允的说：素质低下、公德缺乏的，世界各国都不乏其人。

　　因此，上面这些归因，与其说是政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认知失调理论。即相冲突的认知会强迫心灵去寻求或发明新的思想或信仰，或是去修改已在心里存在的信仰，好让认知间相冲突的程度减到最低。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你成功了，就会有很多人为你的成功找理由；你失败了，就会有很多人为你的失败做总结。哪怕这些各色理由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恐怕就是为什么马云说那句话的原因。

　　抛开“劣根性”这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概念，我更喜欢使用“国民性”这个更为中性的词来讨论中国人共同心理、行为特征这一文化命题。而要了解中国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从何而来，费正清先生的这本《乡土中国》恐怕是一本绕不过去的高山。全书虽然仅仅100来页，但是里面的观点却极为深刻，洞见远超某些几十万字的大部头。

　　国民性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而行为的下面是文化，文化的下面是制度，制度的下面是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最终就会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的好坏却并不取决于别人的看法，而取决于行为人是不是能够在所生活的社会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就如同自然选择一样，那些不适应社会的人都被淘汰掉了。《乡土中国》就是按着这个逻辑展开的。

　　全书共14个章节，从农业生产的特点入手，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象起房子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磊，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知识观、道德体系、政治体系、家庭、礼法等方方面面呈现出来。

　　因此书中一开篇便从农业生产谈起。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依赖决定了定居的生活方式，定居决定了村落的人口增长和家庭家族化，家族氏族化，最终形成表面是村庄（地缘），内核为氏族（血缘）的经济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便是中国文化的“根”。有了这个根，便有了各种文化分支。这种农业社会的“土气”和海洋社会的“洋气”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1、定居+家族化/氏族化，形成了熟人社会。再由熟人社会形成：

　　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重契约而重规矩，因为传统的规矩就是一种默认的契约。而人改造自然的经验，由于定居化，迁移少，使得经验只要在当地管用即可，无需考虑迁移到其他地方是否适用的问题，因此重视个别经验的发掘与传承，而非普遍性原则的探究。熟人社会再加上几十年如一日的缓慢社会变化速度也为礼治――以礼来维持社会秩序，强制力依靠传统规范――提供了基础。而礼治并非文字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温情脉脉，礼教吃人的历史同样证明了礼治拥有巨大的强制力。一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2、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形成了村落的孤立与隔离。

　　小农经济的低下的生产力和脆弱性，使得集权性质的统治方式无法贯彻到最基层的错落，因而也形成了千百年来皇权不下乡，乡村自治式的管理模式。这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形式既不是完全独裁式的，又不是民主式的，而是长老/乡绅统治。

　　3、个人，家庭，家族，氏族，这一层层由血缘（父系）关系向外推而形成的亲疏不一的经济共同体，带来了中国文化中最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论，也带来了圈子式的社会结构、差序式的道德体系。

　　圈子式的社会结构：所有社会关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越远越疏离。圈子是有弹性的，穷人圈子小，有权有势者圈子大。中心势力的变化带动圈子伸缩。这种圈子文化在今天的中国依旧处处可见。

　　差序式的道德体系：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己向外推而形成的，因此在社会关系中，基本不存在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传统道德里没有一个笼统性，普适性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事件当事人与评判者的人伦关系。因此行为的对与错，轻与重都取决于关系的亲疏。

　　以上几点我是以直线、推力式的方式进行阐述的，但是纵观全书，作者的观点是综合式的，网络化的。如果村庄-氏族经济团体是乡土文化的根，那么社会变化缓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熟人社会、亲疏有别的差序伦理、礼治的政治模式等就是乡土文化的干，而男女有别、孝悌忠信、厚古薄今等思想就是从干上发出来的枝，最后才是行为的叶。

　　《乡土中国》虽然成书于1946年，却对今天我们去了解中国人的“国民性”同样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而当我们真正把目光投向“国民性”这一问题更深的层面时，我们才能不被那些事件的表面所左右。我们也才会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有信心，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是以村庄-氏族经济单位为基础的农业国了。

　　备注：以上评论带有私货，包含了个人的解读和运用。如有兴趣，请阅读费老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