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何处

　　――《白鹿原》读后感

　　姬广勇

　　（一）

　　《白鹿原》中，长时间里，苍茫的白鹿原上，肃穆的祠堂内，都会传出“乡约”朗朗的诵读声。由此也可见，历史上，传统中，乡规民约作为一种内生的规则，在乡民心中的神圣地位，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相比国家法，“乡约”好像用不着大张旗鼓的宣传，人们自然会遵守。

　　白嘉轩族长和他的“乡约”，有着强大的力量，基于内生的权威而熠熠生辉。乡民之间一律平等适用着，治理效果宛如书中所描述：“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拍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从此，女人给孩子喂奶全都自觉囚在屋里。”

　　不仅如此，在伦理的层面，还涌现出了一批自觉遵守和践行“乡约”的典范。白嘉轩接济李寡妇帮她渡过难关，并因买地之争与鹿子霖握手言和，创办学堂以利族中的孩子们知书达礼，视长工鹿三如自己兄弟，完全没有“阶级剥削”，不计前嫌营救黑娃和鹿子霖等；更有大儒朱先生如圣人一般，禁烟犁毁罂粟，只身劝退清兵总督的反扑，挽救黎民百姓于战灾之中，深情发表抗日宣言，率书院文人老先生们奔赴抗日战场……白鹿原因此被称为“仁义之村”。

　　“乡约”除了仁义的一面，还呈现残酷的一面。“乡约”与族规同时出现，可以作为惩处违约者的法律来适用，惩罚措施鲜血淋淋，泯灭人性，如鞭打、板抽、开水烫手、口中灌粪、枣刺毒打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狗蛋在遭受毒刑和羞辱后，悲惨地死去；孝文在遭受肉体的毒打后，彻底走向堕落和叛逆；田小娥，不仅生前遭人唾弃，死后灵魂也不得安生，骨灰被镇压在了六棱塔下。“乡约”的权威也伴随着冷酷无情，其对人性的压抑由此可见。

　　（二）

　　随着轰轰烈烈的革命，跌宕起伏的社会变迁，人性本能的强烈反弹，鲜活思想的意识冲击，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乡约”，如白鹿原上的一抹斜阳，渐渐黯淡了颜色，最终崩塌。但需要思考的是，“乡约”为什么会失范？在提倡法治的环境下，“乡约”真的一无是处了吗？“乡约”还有哪些继续存在的价值呢？

　　灿烂一时的“乡约”缘何会失范？“乡约”作为民间法，其侵入整个人类生活的领域，犹如夜色布满整个画景一样，氏族社会共同行为习惯，几乎构成了氏族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

　　然而，习惯规则仍然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选择的方式逐步形成的，体现出人类的理性。因此，当旧的“乡约”跟不上社会实践的步伐时，就会呈现其落后的一面和可能被淘汰的部分，比如严酷的摧毁人性的刑罚方法。面对新思想和新理念的冲击，就像白嘉轩面对女儿白灵和鹿兆鹏的革命道理一样，徒叹奈何。

　　此外，强烈的社会变革和革命需求（建构秩序）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内含价值会产生破坏，即原有社会秩序中合理的部分可能会被弃之不顾，比如鹿子霖贪婪无耻地违反纲常，白孝文彻底地背叛族规。对此，朱先生死前也有预言，所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分子挖掘老先生的坟墓时，被告知：“折腾到何时”“人作孽”了哪里还有秩序可言？

　　那么，“乡约”真的一无是处、无需传承了吗？我想显然不是，正如朱先生所坚信的：“砥柱人间是此峰。”人理性的人性观，长期达成的基本共识，诸如公共善，那些一直以来满足人、令人舒服的规则理念，是伴随着人类永远同在的。

　　纵观中国近代史，资本主义民主思潮在中国并未确立，只是救亡和斗争的现实需要，中国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选择了革命和斗争，并非一个和平改良的进程。

　　但在革命胜利后，人们的生活在新旧秩序更替中不可能完全割裂，中间便自然出现了鸿沟，当旧的思想一时无法转变后，新的秩序又不能一下子确立，“乡约”、民俗习惯等民间法合乎新秩序要求的部分，如不能及时发挥作用，秩序的混乱便在所难免；横看当今社会格局，现实的中国仍处在二元社会秩序形态之中，传统的和现代的生产方式共存，民间法和国家法之间共存与冲突也会长期存在。乡土社会是在蜕变着，但地方性的知识和民俗习惯依然风行，国家法的普适性和其面对的地方性，是法治维度的一个两难。

　　在此意义上，只有建立起一个包容的司法意识形态，既体现现代司法理念的共性，又考虑民族的、本土的个性，不丢弃优良的传统法律文化，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司法文明发展规律。某种意义上如新儒家所言，当自由遭遇传统，还是要寻找中道。

　　（三）

　　当下，“乡约”还有哪些继续存在的价值呢？现在的人们，乡土格局虽在，但乡情逐渐忘怀，乡村记忆业已模糊。不仅如此，熟人间的非契约关系开始契约化，社会整体凸显逐利性而缺乏责任感。许多村庄的地方性规范随着被拆迁的村落一同废弛，在缺少传统文化和治理的支撑、新的治理机制又未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难免矛盾纠纷多发。

　　古今一线牵。传统的治理文化，依然有其光辉。明代江西婺源的申明亭，用来张榜公布本地违法犯罪及恶人恶行，使人知畏惧，而不敢为非；在这里受理一般民间纠纷，由耆老里长剖析是非曲直，调处平息。这种因地制宜，将国家教化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的做法，现在仍值得借鉴。如何将此精神与现代法治融合起来，需要转化性的创造。唯有社区的自治、民情的培育，才能真正走向社会的法治。

　　在乡村自治中，政府要敢于还权于民，相信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尊重乡土文明，挖掘本土资源，建设社区民众和睦相处的规则，重塑村庄内生权威，制定出集体成员内心认可的村规民约，紧扣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风俗，制定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村民行为规范。邻里之间，协商、和睦、关怀、帮助，抵达“里仁为美”――居住在仁爱的乡邻里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若有“新乡约 ”和现代司法相呼应，“新农村”的画卷将一片祥和，优美绵长，超过盛世时的白鹿原。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