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读后感（一）

　　作者：周宇

　　本文共2144字，阅读需五分钟。

　　摘要

　　《天国之秋》这本书重点在战争的结局而非其根源，着重研究的是太平军试图以民族要求来鼓励人心之举，而不是太平军的宗教意识形态问题，这与之前很多学者从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根源和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问题研究截然不同。

　　本书作者从内外两条线叙述太平天国运动，内部包括清政府的应对和太平天国的攻击，外部则重点阐述了英国政府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从中立到帮助清政府进行干预。

　　作者认为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站在清政府的立场将这场运动称为“叛乱”，而他则以“内战”这个中立词汇形容这场运动。西方侧重自身对这场运动成败的影响力，而作者力图不偏不倚，兼顾内外两股力量的作用。

　　正文

　　文中的前言介绍了清帝咸丰。他沿用着过去祖辈们的管理制度，而殊不知一场运动悄然的兴起。过去满人凶猛彪悍，随着生活安逸，情况发生了改变，皇帝不像过去的皇帝那样关注世界的变化，而是把自己锁在了圆明园中，满族男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训练自己的体能。

　　当这场运动爆发之时，就犹如晴天霹雳，让满族官员十分的惶恐，并且没有抵抗，而是投降。

　　第一部分

　　文中的第一部分以洪仁为核心，沿着他的足迹从广州到香港再到南京，可以说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唯一具有现代化意识就是洪仁，在香港接触了西方的文明，与传教士和谐共处，同生共死，给他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虽然他带着某些现代文明的想法来到南京，然而这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太平天国统治阶级内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这时的南京已经呈现腐败的味道，洪秀全已经不理朝政，整天待在宫里研究经文。而此时天国的东王杨秀清掌管朝政，以严酷的军法来管理军队，直接威胁到了天王洪秀全的统治地位，并且与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的矛盾日益加重。

　　1856年爆发了“天京事变”，这场事变是太平天国首次公开分裂，洪秀全处死了杨秀清和韦昌辉，并且逼走石达开。

　　太平天国的领导层经历了一次大清洗，需要补充新的力量来维持统治，而此时的洪秀全急需信得过的帮手，洪仁轩不仅是其胞弟，还接触过西方文明，被洪秀全委以重任，以他为桥梁能够连接传教士，从而赢得西方列强的支持。但是从南京城内传教士的数量和后期传教士的表现，再到其被洪秀全撤销总理对外事务大权，这个作用始终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首先是曾国藩出场，曾国藩的出场反映了当时的清廷光靠自身力量是无法抵挡太平军，清廷的精锐部队是八旗，八旗是皇帝和满族官员的个人军队，负责保护清帝和满人，而此时的八旗早就没了之前强悍的战斗力，这时的八旗战力堪忧，八旗主要分布在京城地区，作为太平天国的发起点广西，并没有八旗的驻扎，而是靠绿营，绿营主要以汉人为主。

　　绿营人数众多，但军费却用在八旗军上，绿营的军费不足，直接影响了绿营士兵的积极性，加上军队训练的力度不足，装备落后。

　　绿营多次战败之后，清廷特许地方大员组建地方团练来对抗太平军，而这时的曾国藩，他组建湘军，夺下安庆，抵抗住了太平军猛烈的攻势，维护了清廷的地位，这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内敛深沉，克制隐忍，尤其是最后成功剿灭了太平天国，成为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竟然没有起异心，而是仍在清廷的统治下俯首称臣全身而退。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开始阶段，英国对华的政策一直是恪守中立，导致英国政策倒向清政府的转折点在于美国的南北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南北战争影响到英国的世界贸易格局。

　　在美国内战中，英国是支持南部联盟的，南部联盟对于英国棉花贸易至关重要，南部联盟当时是英国十分重要的棉花供应基地，但是美国内战中南部联盟战败于北方的工商业联盟，所以为了平衡美国内战中受到的损失，英国做出的判断是帮助清政府消灭叛军，恢复和平的秩序才能保证贸易收益。

　　此时李鸿章在占领南京后对太平军的残酷暴行传入英国，英国舆论又认为帮助清政府如此冷血的政权是个巨大的错误。按照作者的说法，英国贸易保持红利是发了战争的财，恢复和平后英国贸易反而下降。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英国支持清政府打败太平军，贸易收入稳步提高，挽回了在美国内战中受到的损失。

　　第三部分

　　第三章重点讲述了外国洋人参与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在后期战争中，猛攻上海，清廷军队抵抗无望，英国和法国也未保证出兵保护上海。所以上海的富商们，就花了大笔钱财组建了洋枪队，并且承诺破城之后由洋枪队洗劫。

　　这里有两个重要代表人物，美国人华尔和他的继任者戈登，这两个人被西方史学家誉为“拯救中国的英雄”，在作者的书中写到，戈登是有原则的人，华尔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原则的人，尤其是他们招募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总体数量不多，加上武器装备和太平军相比差距不大，所以洋枪队在这场中国内战中虽有作用，但是远没有西方史学界强调的那么大，西方史学界夸大了洋枪队在中国内战之中的作用。

　　结尾

　　纵观全书，作者从另一种视角看待太平天国运动。也就是将太平天国运动与当时的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用全球化的思维来审视这场远动，关注内外势力的互动。

　　有别于之前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将视角放在国内，忽视国际作用。如果脱离了西方国家全球竞争的背景，如果不把西方的干涉作为一个主要条件来考虑，我们现在所知的太平天国及晚晴的历史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这本书对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就是不要仅仅局限于某种角度进行研究，而忽视甚至认为其它角度无关紧要，裴士锋将思路打开，把太平天国运动置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很好地将太平天国这场运动和国际联系起来。

　　天国之秋读后感（二）

　　动荡之秋

　　文 | 蒋玉琪

　　摘要：《天国之秋》是以美国人的角度考察太平天国运动，相对于国内其他相关著述，裴士锋选择以“小历史”书写来演绎宏观历史发展――即以洪仁为主角的太平天国运动。

　　一、天国之秋所处的时代背景

　　清王朝的腐败固然已不能使大中华继续强盛下去，前期咸丰帝无视英法的入侵，固守天朝上国的思想，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封闭，不去进行制度与经济的变革，这个王朝仿佛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支撑不起国家的发展百姓的生活。《天国之秋》中有一处写到“广州城残酷血腥的镇压，也使外界对清廷有了新的认识，并感到心寒，就连质疑太平天国动机的外人，都无法替现行政权回应太平天国时做法的野蛮可怕辩解。”[1]

　　起初根据洪秀全的异梦来说，基督教在太平天国人眼里是美好的，太平天国的初衷也应该是想以看似美好的宗教来救国。笔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因为这样的清王朝注定有人会反。书中有细节描写到在清廷与英国和太平天国同时战乱时，百姓并不关心是谁掌权是谁领导，在他们眼中无论是谁，建立怎样的体制都觉得和自己无关紧要，他们只想要不受战乱的纷扰。这或许是和封建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有着必然的联系，底层百姓从不关心也没必要关心国家大事和政治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这并不足为奇。但同时期的日本却并未像中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虽然日本在美国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开国，但是其国由于封建束缚小于中国，且进行了明治维新，“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由落后的封建历史发展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同时，它为日本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创造了条件”[2]。俄国在15―17世纪相对于西欧诸国比较落后，但在17世纪末年，俄国彼得大帝“着手对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在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上，‘迅速采用西方成果’，使俄国摆脱落后状态。”[3]，就中国本身而言，明清之际也出现了许多活跃的思想家，以至于后来的“开眼看世界”，他们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中国底层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假设按照这一些活跃的思想来发展，可能中国会是另一个景象，可能也会像当时的那样免受列强的侵略。但《天国之秋》中写到一位英国人的观点说“中国得走过动乱期，新秩序才有可能出现”[4]。笔者认为中国不能直接通过变革来过渡到近代化。首先，当时的领导者是守旧的，没有革新的欲望。其次，中国虽然出现了一些进步的思想，但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影响是局限的。第三，中国根深蒂固的封闭统治，经济、思想文化都不与外界密切接触。或许这一场动乱不只是在推醒清政府，也是在让全国人民觉醒。只有这场动乱能让人们觉醒起来，去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使中国的秩序重新整合，符合时代的发展。

　　中国人是想要自己变革的。洪秀全起义，以及后来洪仁颁布《资政新篇》，抛开最终的结果和后来太平天国自身的“变质”来讲，他们是开明的中国人。可是在英国人眼里，他们还是和清廷一样，把太平天国称为叛军。或许这里的叛军的意义并不是背叛了中国的发展，而是背叛了清廷和英国人的利益罢了。

　　二、“洪仁的”太平天国运动

　　或许我们更多的认为太平天国的起因是洪秀全，其过程也是以洪秀全为中心的。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洪仁的身上，或许能以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天国之秋》这本书第一章直接以洪仁入手，这位传教士的助手是后来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的弟弟。试想他将在太平天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太平天国刚成立时，洪仁确实像个信徒，他一直在外跟着传教士学习，或者也可以说是混日子。在洪仁的心里一直是挂念着南京的太平天国的，一直想方设法想回到南京去，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他是挂念国家的，他学习宗教似乎和传教士不同，他不是单纯地为了信念信仰，他想用“美好的宗教”来救国。在他跟随英国传教士的日子里大概想的也是怎样用自己学到的东西去建立太平天国。也正是在外的这段时间他结识了许多传教士。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鸦片战争对中国的侵略，英国人实则已经在中国肆无忌惮了。在清廷的极力反对下，英国人的干扰下，太平天国之所以“存活”了很久，笔者认为这与洪仁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天国之秋中写到：“洪仁主张‘与外国人平起平坐地交往，（主张）引进汽船、铁路和西方其他的文明’，还说洪仁治理的那篇文章，比起英国人过去在中国人身上常看到的‘对基督教的看法较正确也较开明’。”[5]通过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洪仁这样的做法是在为太平天国赢得好感，虽然盲目的百姓不知道这些东西将给中国带来什么，但对英国人来说不可否认的是，洪仁想要让基督教世界认同他。(www.lieshai.com)即使英国人一直对此有怀疑，但就此英国人还是没有直接去打死他们眼中的叛军，观望着中国大地，也同样对太平天国抱有着希望。加之太平军的英勇善战，就这样太平天国在动荡的时代存活了一段时间。

　　三、“完美的”宗教，并不完美的太平天国

　　“出没于乡间，犯下杀人与惊人暴行・・・・・・没有正规政府或稳固地盘，十足的劫匪和海盗。”[6]与以美好的宗教为向导的太平军比起来，或许裴士锋的笔下这些内容都是当时的英国人编撰的，但这也应该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但抛开太平天国的一切粗暴、残忍，在后来英国人为了保证自己在中国内陆贪婪的欲望表示“英国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乃是消灭太平天国”，与清廷签订的条约才能满足英国人的欲望时，后期的太平天国敢与英国对抗，这相对于清廷的丧权辱国而言，太平天国人是爱国的。

　　四、动荡年代官员是要名誉还是国家？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谪戍到伊犁，他在在致友人的信中曾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唯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7]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林则徐请友人保密，也就是说，真的林则徐不要别人知道他的本来面目。至于他后来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时，也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让清朝的士大夫睡在梦中，看着国家日趋衰弱。《天国之秋》中也两次写到曾国藩在战势不利也曾有过自杀的想法，中途还有一次请辞，上折自请治罪，自言过错全在于自己，并在家书中告诉他的儿子“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8]。动荡的年代，国家衰微，他似乎所想的并不完全是怎样拯救自己的国家，似乎有点想要置之事外。最后也不过是在家书中写到“余听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无所不可……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恨，斯为大幸。”[9]听天由命，或许他和林则徐一样，不愿用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如若真的这样，士大夫阶层既不服输，就当然不愿意改革了。

　　天国之秋读后感（三）

　　燕浏翔

　　空前的内战，空前的视角

　　对于太平天国，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它是历史教科书上的“重点”，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终点”。我们的教科书称其为“起义”，评价它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革命史家胡绳更是将它列为近代的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然而传统史家如钱穆，却斥其为“洪杨之乱”，是不折不扣的叛乱，就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的那样，太平天国本身就站在传统儒家文明的反面，毫无益处，代表着愚昧与破坏。

　　那么，外国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死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太平天国究竟是怎样的政权？列强在这场战争期间的态度又是如何？太平天国的兴衰与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外交政策有何关系？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告诉了我们答案。

　　作者在本书的叙述中，将太平天国政权置于国际关系中进行考量。因而，他一反西方史学界惯用的Taiping Rebellion,而用Taiping Civil War来描述这场战争。在作者的眼中，这是一场地位平等的两个政权间的内战，而它的胜负成败，却与英国的外交政策转变息息相关。

　　谁能想到，同期进行的美国南北战争竟与太平天国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美国内战对英国经济构成的威胁，英国不能轻言放弃在华贸易”，因而在太平天国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和态度几经转变。一方面英国不愿意成为腐朽愚昧的清政府的“帮凶”，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愿意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被太平天国占领，使在华贸易陷入未知的境地。

　　本书的作者尽量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叙述这一历史时期，甚至还抱有某种“历史的同情”。因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对比与反差，也处处能看到以往我们看不到的细节和真相。

　　当来自“文明世界”的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城后，他们也意外地解救了数千名太平天国的“同党”，使得这些人免于被当街开膛破肚集体处死的悲惨下场。联军随后北上，在进攻大沽炮台时却遭遇了惨败，作者写道：“大沽惨败对英国人心的震撼，超乎咸丰帝的臣子所能理解或想象。英国军方理解的，就他们所向无敌的船舰来说，亚洲只是个游乐场――遭到打破。取而代之的乃是血淋淋的羞辱，以及渴望向击败他们的“劣等民族”报仇的心态。那是一场可能让中国人受到比以往任何打击还要惨重之灾难的失败。”因而，在攻破北京城后，“文明世界”的联军犯下了种种暴行，包括对圆明园的焚毁。对火烧圆明园，作者这样引述时人的记载：“屋顶一个接一个垮下，把吞噬其支撑墙面的大火闷熄……那使我们心中浮起这古老帝国即将覆灭的不祥之兆，这个帝国内部正被内战掏空……四面受敌，求救无门，最终在弥漫的烟雾中倒下，消失于它过去荣光的灰烬中。”

　　本书的主角之一是曾国藩，对于这位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作者也给了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材料。在湘军终于攻陷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安庆后，“九月五日进城的湘军骇然发现，安庆的市场从未关闭。人肉的价格最后涨到每斤半两钱……夏季时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谈到安庆投降时该如何处置。他写信告诉曾国荃：’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有人认为攻破安庆时，城里共幸存约一万六千人，其中即使不是全为平民，至少也大部分是平民。有关他们后来遭遇的种种记述，差异主要在曾国藩麾下军官是否先将女人挑出，再杀光剩下的人。”此外，作者这样评价曾国藩：“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

　　本书的另一个主角是洪仁，这一天国后期的重要人物，不断在对“洋兄弟”的友好和内部的斗争中挣扎彷徨。早年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并皈依基督教的洪仁，满怀理想不畏险阻来到南京。他力主对洋人友好，全面负责太平天国的对外事宜。然而，内部势力的反对和对外政策的失败，使得他一步步地走向绝望。“我碰过的洋人没一个是好的。”是这个干王，最后的话语。

　　关于英国对太平天国和战的态度和作为，作者写道：“但就在英国政府的管家和仆人挣扎于英国的作为是否对得起良心时，就在那一挣扎透过他们乱无章法且矛盾的政策体现在地球另一端时――一下子在华积极出击，一下子又收手，一下子收钱替人打仗，一下子又讲原则，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因此，等到英国人终于撤回上海中立的帐篷里面，在他们对中国内战的介入禁不起道德折磨而自行轰然瓦解时，中国已不再需要他们的援助。”归根结底，对英国来说，宗教情怀与理想主义在经济利益的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关于这场战争中广大的中国农民，作者写道：“如果说洋人和中国识字精英阶层对这场内战期间中国农民的心愿，有什么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农民一点也不在乎上面是谁当家；他们只希望不要打仗。他们要安定。只要打仗，不管你站在哪边，都很少得到好处。”甚至作者对太平天国还抱有些许的同情，他引述当时英国驻华领事富礼赐的话：“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如果我言之凿凿说出这些事，我会被斥为叛军，被斥为在诋毁如今正笼罩该帝国的灿烂政治黎明。”并评价道：“事实上，诚如他亲身体会的，太平天国从不是外人眼中的怪物或蝗虫，但他知道他的同胞没人想听真相。”

　　那么最后，这场十九世纪破坏最烈的战争，造成至少有两千万人因为战事以及它所带来的恐怖饥荒和瘟疫而丧命的灾难，这场死亡人数比同期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多达三十倍的浩劫，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因为各方势力的介入，它的“平定”也好，“失败”也罢，具有怎样的深远意义？

　　作者认为，英国协助清政府镇压的这场中国历史周期律中的必然运动，最终反而导致了清廷遭推翻时，“动荡更为暴烈，而且拖得更久，因为清廷的覆灭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取而代之的中华民国长期陷入内战和分裂，中国国力衰弱，面对外敌的持续入侵束手无策。这个国家远远落后于同期的竞争对手，直到近年以前，要迎头赶上都似缘木求鱼。”这也正如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那样，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进程，被大大延后。

　　难怪身为美国人的作者，最后不得不感叹，“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当时自以为掌控了中国局面的英国，反而加重了中国的灾难。

　　至于今天的我们，身处于中国转型历史关口的我们，对于曾经的这段历史，应产生怎样的感触？我不由得还是想起了作者在本书序言中的一段话，他说“故事中的主要中国人物，无缘像外国人那样可以一走了之。这是他们的世界，供他们打造和摧毁的世界。这是少数几个人的故事，这些人被扯离安稳的家庭生活，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

　　我想，身在中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脱我们的历史宿命，也许有些事情在后世史书中，真的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故事。但在这些故事背后，却是千千万万个人的血与泪，欢与悲。今天，我们也许真的来到了文明社会，逃离了历史周期律。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有义务，让自己不只是作为种种故事中的背景，或者至少，作为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共同努力让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的文明，远离这片土地上曾经无数次上演过的种种悲剧与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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