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核算读后感

　　曾国藩如何核算人生

　　邓木

　　人没有不算账的，特别是没有不算人生账的。

　　《人生核算》的作者，从一个时代的宠儿，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用十年的铁窗生涯，终于学会了算人生账。问题是，人为什么非得身陷囹圄才会认真算账？每年数万名官员被查处，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人“前腐后继”？人的一生到底应该怎么过，才是价值最大化的人生？换言之，人到底该如何算人生账？

　　这是一道老命题。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却又是一个新命题。

　　所幸的是，几千年来，古人对此进行了足够的思考。可以供我们参考和学习，进而思考自己这一生该怎么活，怎么活出一个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有品位的人生。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物――曾国藩――如何算他的人生账。

　　翻开厚厚的历史黄卷，我们会惊人地发现：千古以来，因挽救一个王朝而成大功、享大名最终依然能够善保者，大概仅有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和清代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郭子仪因功被封为“汾阳王”，并与当朝皇帝结为亲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享尽了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人生五福（郭氏在世84年），可谓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最为有福之人。曾氏虽未封王，但那是因清朝从康熙帝之后不准封汉人为王。在白手起家，以一介书生带兵，攻取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完成清政府正规军未完成的重任之后，曾氏被封为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殊荣达到汉族大臣的顶峰。此前，曾氏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节制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四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此后又担任直隶总督，清代八大总督中最有权的两大总督他都当过，可谓权倾天下。曾氏死后，朝廷为之辍朝三月，追封其为太傅、谥号文正，给予了他汉族大臣最高的礼遇（满清一代，仅有三人被谥为文正）。曾氏不仅自己成为当时“中兴第一名臣”，而且“荐贤满天下”，晚清的封疆大吏如左宗棠、李鸿章、李翰章、彭玉麟、刘铭传等，以及著名科学家、改革家、实业家如郭嵩焘、李善兰、徐寿、容闳等，无一不是其部下、幕僚或是被其推荐者。曾氏的子孙也“代有才人出”。不像其他豪门家族，“君子之泽，三世而斩”。

　　综观曾氏一生，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在短短一生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达到几近完美的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曾氏虽然后半生军书傍午、戎马倥偬，却留下了一大部内容极其丰富的《曾文正公全书》，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圆满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三不朽”事业的人。从而成为当时及此后知识分子膜拜的对象。梁启超称曾氏为“全世界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蒋介石奉曾国藩为人生偶像，终生研读《曾文正公全书》，称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毛泽东称自己“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贪渎成风的形势下，曾氏却做到了清廉自守。而他的弟弟、战友曾国荃，却因为大发战争财，获得“老饕”的恶名。反差之大，颇为耐人寻味。

　　曾氏的清廉是自始至终的。他27岁中进士入翰林，10年间连升十级，37岁即官居正二品，而且清朝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他当过除户部外的五个部的侍郎（副部长），发财机会不是没有，用现在的话说，面临的诱惑相当大。此后，在带兵期间，他集军、政、财税、司法大权于一身，弄钱更是比不弄钱还容易。但曾氏“从三十岁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发誓“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子孙敛集财富。神明作证，决不食言！”曾氏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晚年时，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信中欣慰地说：“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

　　一个人要做到一生廉洁自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修养”的学问，即修正错误的、低级的、短视的思想、行为，养育正确的、高尚的、远见的观念、情怀。因为这既关系到个人的安危荣辱，也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存亡。曾国藩也是一个凡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欲望的神仙。我们细细品味他的《家书》、《日记》等原始资料就知道，在舍与得、名与利、荣与辱、贪与廉等困惑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面前，曾氏也会仔细地算账。只不过这些账他算对了，算清了，算明白了。曾氏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在多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属于多因一果。择要而言，有如下方面：

　　――树立高远的目标。东方思维和西方思维的显著不同之处，就在于东方人非常重视集体意识，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尤其明显。因此，中国人非常崇尚“利他”，认为“利他”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一个“利他”的人，就会受到社会的一体尊敬。这一点，儒、道、释三家的认识惊人的相似：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无一不是以是否“利他”为评判标准；道家认为“小人则以身殉利，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亦以是否“利他”为作为圣人和小人的区别；大乘佛教以大慈大悲、普救众生为己任，重视布施等菩萨行，更是认为“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甚至诸子百家亦均以“利他”为共识，如墨家“摩肩接踵而利天下”；法家的韩非子主张“欲富而家，先富而国”，等等。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无不以利益国家、社会、他人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如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林则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自励；杜甫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勉等等。曾国藩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自称“以禹墨为体，以老庄为用”，其人生目标自然不是自己的一己之利，(www.lieshai.com)而是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念。这从他在咸丰元年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给新皇帝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皇帝一事就可看出。为了国家利益，他甚至不怕背恶名。镇压太平军时，有人因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但他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依然不改初衷，“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他对精于为自己打算者，常常嗤之以鼻，甚至对于自己才干出众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因其官瘾太大格调不够高，也开玩笑地批评他“拼命做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立志向圣人看齐的人，怎么会去偷鸡摸狗？所以曾氏的清廉，与其志存高远有决定性的关系。

　　――培养慈悲的情怀。古代官员称自己为“父母官”，初看似乎有作威作福的意思，其实不然。大概天下的父母没有一个不是慈悲为怀、无私付出的。如果一个官员真能以民之父母自居，那真是老百姓的福分。我们现在以“公仆”定位，考察来源，应该是始于中华民国，一直沿用至今。初看似乎谦卑，但仆人对于主人的感情和父母对于儿女的感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对于一名官员来说，名称并不是那么绝对的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于百姓的情怀。事实上，一个清廉的人，必然是一个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的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是郑板桥的情怀，郑板桥是清廉的；“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是李纲的情怀，李纲是清廉的；“吾貌虽瘦，必肥天下”是周恩来的情怀，周恩来是清廉的……原因很简单：一个官员的收入总比一个普通百姓多，如果能以百姓疾苦为念，大概每一个官员都会知足常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曾氏就是一个对百姓充满感情的人，在他身上，流淌着“为民请命”的传统可贵血液。在他任刑部左侍郎期间，他直言不讳，向皇帝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反映货币贬值问题、治安问题、司法不公问题等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表现了他对官场丑恶现象嫉恶如仇和对百姓侠骨柔情的一贯情怀。正是因为这种情怀，曾氏没有眼盯着那些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的官员而心理失衡，反而在生活上始终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保持简朴而恬淡自乐。他平时每餐只吃一道菜，故而被幕僚戏称为“一品宰相”（“一品”即一道菜的意思）。

　　――选定正确的榜样。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曾氏立志效法前贤，从不屑于蝇营狗苟。他认为：“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所以他非常注重以古圣贤和当代贤达为榜样，刻意模仿其优点，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坚定自己的向善信心。他崇拜周公，“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惭愧自己达不到周公的境界；他敬仰孔子，认为“唯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终身学习、实践孔子的忠恕之道；他推崇孟子，对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和激昂刚烈的文风推崇备至；他“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他钦佩张良，对张良“进忠有术，握算无遗”的超人智慧佩服不已；他学习诸葛亮，以其“公忠体国，淡泊明智”自励。对同时代那些德才兼备、堪为楷模的优秀前辈如张英、刘墉、林则徐等前辈和唐鉴、倭仁等当朝理学名儒，他也是认真地学习其做人处事。这些榜样，为曾氏养成胸怀天下、关心民瘼、注重气节、严于律己等品格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使其在晚清浊恶的官场中得以特立独行。

　　――具有真正的智慧。曾国藩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的同事如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才气均在曾氏之上。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但曾氏却是个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不靠聪明吃饭，而且极其反对聪明，反对侥幸，反对赚便宜，认为“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一个人老老实实才是最大的学问。他说：“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一个人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光靠聪明。所以曾氏一生极其反对耍滑头。曾氏带兵时有个规矩：每天和全体将领、幕僚共进早餐。李鸿章因为贪睡不想吃早饭，就假装头疼。曾国藩派人把他叫去，吃完饭后，盯着李看了半天，缓缓说了句：“少荃（李鸿章的字），既入我幕，此中无他，但尚一‘诚’字尔！”挥袖而去。李鸿章毛骨悚然,终身再也没有睡过懒觉。曾国藩喜读《周易》，对其中盈虚消长、盛极必衰的理论有着很深的体会，他常说“天下之理，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 他忠告弟弟们：“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此阿兄阅历极深之言，望弟记之。”对钱财、富贵的利弊，他也有着智慧的认识：“古今多少豪杰，于财色二字看不破，身败名裂，破家亡身。思之令人悚然！”“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确是睿智之语。他在遗嘱中写道：“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醉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这种人生哲学，初看吃亏，其实是极高明的智慧。其实他的这一观点是继承于古人的，如孔子认为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子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释迦牟尼认为“富贵荣华，不可常保。”墨子认为“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都是千古不易之言。

　　――养成过硬的学问。曾氏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注重实用的学问家。他曾对弟弟们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读书皆为科名起见……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强调要把圣贤书中的道理落实到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中。否则，便不会真正受益。读书的目的是修身养性，他对儿子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曾氏自己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集》四书，目的是学习前人的得失兴衰，扩展自己的胸襟见识。他在晚年多次告诫子弟的“事亲以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等理论，既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读书心得，更是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灵丹妙药。

　　――锻炼自制的功夫。 “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活在社会中，不可能不面对诱惑和侵蚀。但能在诱惑面前不乱方寸，则需要深厚的自制功夫。曾氏身上的毛病并不少，比如脾气大、爱较真、多傲气，等等。但曾氏硬是靠惊人的毅力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自制功夫。举个小例子来说，为了去掉自己没有恒心的毛病，曾氏后来选择了每天坚持写日记的方法。这一记就是几十年，从不间断，直到临终。在克服贪欲方面，曾氏更是如临大敌，终身不敢懈怠。“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用句现在的话说，就是从不敢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他始终保持勤俭二字，即使到了位极人臣时，身上的一衣一袜也依然都是妻子、女儿亲手缝制的；米饭中没去皮的稻米，他也会嗑掉皮吃掉。他坚决不给子孙攒产业，告诉儿子：“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他苦口婆心地劝弟弟们：“居家之道，可少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急，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画、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这一观念与林则徐 “儿孙若如我，攒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攒钱做什么？”的观点完全一致。

　　曾国藩并不是命运的宠儿。屡战屡败的事业危机、同僚倾轧的官场炎凉、孤苦无助的人生挫折、捉襟见肘的经济困顿，他一样也没有少体味过。但他硬是“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成就了自己几近圆满的人格高峰。曾国藩毕竟是100多年前的人物，我们已没有可能完全照搬地模仿他。但是，尽管“世事如棋局局新”，却依然有些道理是不变的，比如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这个世界，特别是如何核算人生，我们更得好好学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