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叫魂》有感（一）

　　焦帅帅

　　这本书讲的是1768年（清乾隆32年），一个叫做"叫魂"的妖术在全国范围内爆发。首先出现在大清帝国最富裕的江南地区，随后由于农民百姓大多相信可以通过人的发髻来盗取他人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散布着这种恐惧。文中讲的每一个叫魂故事的发生都表达了某一特殊群体的恐惧，乾隆皇帝怕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各级官员怕自己的乌纱帽所丢，以及民众对习俗的盲目恐惧。最后，在许多百姓和官员丢掉乌纱帽和性命后，案情才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只是皇帝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

　　从叫魂这件事来看起背后隐藏的矛盾。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群体对于这件事的运作方式以及信息来源不同。民众由于对眼前和未来生活缺乏一种安全感，生活得不到保障，对叫魂采取恐惧的方式，对陌生人的恐惧，对和尚，道士的恐惧。而官僚阶层则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的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消息。对于皇帝本人来说，则认为由于满汉民族矛盾和地方官员本身存在着对皇帝权力的威胁，让乾隆皇帝处处感觉到其对皇位的危机。所以，当乾隆听到叫魂事件时，认为这件事一定是为了颠覆清朝，对皇权的威胁。而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开始下令各级官员抓和尚，道士。因为无论是和尚还是道士，其流动性非常大，所以被当作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同样，官僚的态度让皇帝感觉到危机，开始罢免官员，打击僵化的官僚体制，促使官僚体制进行改革。而作为官僚阶级的地方官员刚开始积极抓和尚道士，造成许多冤假错案，草芥人命。后慢慢出现抓带疲劳，消极对待，变相与皇权抗争，体现出官僚体制的内部矛盾。或者说从一开始皇帝其实就把矛头对准官僚系统，来表达自己对僵化官僚体制的不满。

　　孔飞力先生

　　这件事其实是故意把事情扩大化，这也能体现出康乾盛世下人们的一种悲哀。康乾盛世并非都是处处欣欣向荣，其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在当时一个人口剧增，到处充满着竞争，而且非常拥挤，农民百姓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他们害怕厄运会降到自己的头上，对陌生人采取一种警惕的态度。这也告诫我们以前以前惯用的历史思维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盛世，从统治阶级角度思考问题。其实，我们也应该从微观的角度，去看盛世掩盖下的农民的生活状态，来看社会存在的矛盾。

　　叫魂最后作为一场闹剧而草草收场，可以说，叫魂恐惧就是一场皇帝自导自演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没有一件事妖术，只不过是人们人们的心里在作祟。而在康乾盛世以后，发生类似叫魂恐惧的事件在民间也发生过多次，但是没有一个像叫魂一样扩展范围如此之大，没有一个皇帝抓住这些事大做文章。这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这就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皇帝的心里活动来看，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竞争压力大，社会道德堕落，人们的社会生活得不到保障，思想迷信僵化，皇帝对官僚体制的不满等等。而后期，皇帝对官僚控制越来越困难，督抚势力强大，汉人地主阶级进入统治系统，外来势力的介入等，所以发生类似的闹剧越来越少。

　　焦帅帅写于2017年1月14日

　　读《叫魂》有感（二）

　　郭迪

　　前几天看了《叫魂》这本书，有一些感想和体会，现在就用读书笔记的形式表达出来。

　　《叫魂》是一本非常有特点的历史研究著作，其中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写作风格。一般的历史研究著作都是针对问题或者现象，直接进行史料方面的研究论证。但是在《叫魂》中，孔飞力开题首先从讲故事开始。在书的开篇，作者先讲述了几个发生在弘历年间的的叫魂故事，而且在描写的过程中也尽量追求文学语言的生动，以求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样的风格在其它的一些历史著作中也能见到。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年，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物流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江水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难免。只要小事未曾云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①]

　　我想给咸丰帝奕作传，决非出于对他的景仰，因为他太平庸了，毫无文华武英之姿；也并非是对他的同情，因为他没有大业未竟或遭人暗算等值得让后人掉眼泪的情事。我只是可怜他。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岁，正是古人所谓"而立"之年，他却一头倒了下去，命归黄泉。[②]

　　想到戴笠对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中最核心而且最暧昧的人物的崇拜，人们不禁回想起孔明在公元234年去世时，对自己在乱世之中毕生致力于平息反叛势力的反思。"万事皆有天意",眼看天斗之中的一星摇摇欲坠，诸葛亮无可奈何地叹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新汉室，奈天意如此。"孔明的魔力此刻已无法挽救他，随着他将星的陨落，周围的魏兵鼓噪不止，这位卧龙逝于军帐之中。6个世纪之后，诗人杜甫写道："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诸葛亮终年54岁，而戴笠死时49岁。[③]

　　以上这三段文字也体现了这种有些文学语言风格的描写。(www.lieshai.com)这样的的叙述风格更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也可以促进历史学科作为一门社会学科的推广。只有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一门学科的作品，了解一门学科的研究成果，这么学科才能在社会上产生更深刻的影响，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点，在本书的34到36页，作者分析了弘历治下的时代特征，作者把当时的中国盛世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这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任何的社会都是和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社会不论在发展还是后退，都是与整个世界的环境和周围的地域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眼界放宽，才能找到事件背后真正的的景象和原因。

　　第三点，"江南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其市场网络则与农民的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说那里存在着‘与世隔绝的’或‘单个的’地方经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38页）这段话表达了作者的一个不同以往的观点，就是在弘历年间，中国江南农村已经高度商业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人们之间的商业联系已经非常紧密。这同以往的历史教学中讲到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以往我们的教学中听到的观点都是认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这种观点上的创新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只有在这样的不断地创新当中，我们的历史研究才能不断前进。

　　第四点，"对于这些法令（除贱为良的法令）为什么会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发布的确切原因，我们仍不是很清楚。"（40页）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会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自己学术水平不够，也许是因为科研发展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相当一部分人在著书立说或者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极力回避自己不清楚的方面，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避无可避的时候采取蒙混过关的态度和方法，就明显有违学术精神。在实际中，如果真的遇到自己不懂得问题，勇于承认并不是已经可怕的事，承认自己的缺陷，只是说明自己并不是万事通，这代表了一种正确的科学研究态度和方法。

　　第五点，"北京人很久以来便习惯于将一般乞丐叫做‘叫花子’，这种叫法便是来自于‘募化’一词――指的是佛教僧人宗教性的募化乞讨活动。"（59页）这是作者在分析叫魂事件中的两个主体――乞丐和僧人的社会来源时做的一个分析。这点提醒我们，在就某一个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科研往往就是于细微之处见成果。牛顿因为一个苹果砸在脑袋上进而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但往往都是过目就忘，从来没有把它记在心里。做学问，就要有不断汲取别人成功经验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第六点，文章采用由小见大的写作方法。开始的时候先讲了发生在弘历年间的江南地区的叫魂事件，然后从这个事件出发，引申到清朝开国年间办法的剃发令的实施，这一法令引起了满汉之间的激烈冲突，弘历在面对叫魂事件的剃发问题时，刚开始的回避态度，后来的严查行为。作者就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一步一步分析弘历年间的社会问题，最后给我们成现了一幅众生百态的社会图画和官僚机制的运作形式。其中的一个小点就是文章认真分析了叫魂事件的两个主体――乞丐和僧人的社会成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生态环境变化和人口增长造成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向社会下层的流动，乞丐和僧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增多，成为了一种社会不安定因素。

　　《叫魂》是一本非常有特点的作品，非常值得我们细细体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学到很多的知识和能力，对于我们今后的科研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由于时间有限，而且本人理解能力和历史学专业知识掌握的缺陷，使得我对《叫魂》的理解和分析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很多的不足，这些都有待于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提高。

　　[①]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

　　[②] 茅海建  《苦命天子――咸丰帝奕》

　　[③] 魏斐德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读《叫魂》有感（三）

　　《叫魂》一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千年帝制时代，乾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大清帝国达到权利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搞得天昏地暗。几个月里，这场妖术竟然冲进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本书就是用纪实和生动的语言再现了1768年的那段历史。

　　《叫魂》一共有十章，每个章节按照逻辑层层深入剖析叫魂的现象和大清帝国的官僚机制。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和阐述，揭露了叫魂危机的现象和本质。"专制权利是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作者就是通过叫魂事件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的。

　　第一章-中国窃贼的传奇。重点叙述叫魂案的开端。1768年是百年康乾盛世的顶峰，就在盛世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从江西小县德清开始，最终发展成半个中国清剿妖术的大恐慌，皇帝震怒，官员惴惴，百姓惶恐，大清帝国的根基，原来脆弱得经受不起一缕"叫魂"的风。作者通过简述了几个事件来引出整个叫魂时间的开端。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叫魂危机发生的整个社会背景。百年康乾盛世，交通和经济在江南地区异常地发达。经济的发达是否给让百了姓过的更舒服和安逸？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书中有一段提到：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同时，盛世中人口的增加使粮食与人口的矛盾加剧。社会生活各方面竞争的加大会让百姓更加缺失安全感。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动，使一部分人无法通过个人努力而维持生计，因而只能沦为乞丐或者游僧。这一群体的人数的增加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加剧。在这样社会的背景下，导致了"叫魂"案中民众过激乃至于近乎于神经质的心态。

　　第三章阐述了叫魂案的相关政治和文化背景。回顾大清帝国征服汉人初期，因为汉人习俗和满人的差异无法得到统一，汉人深受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思想影响，因而形成了一种损伤头发就是侮辱的心理。此外，剃发在中国的历史上往往还与惩罚和耻辱联系在一起。因而，汉人对前额剃发存在恐惧。但是，满族统治者需要用一个明显统一的标志来象征自己的胜利。刚好，满汉发型的不一致就得以让他们在上面做文章了。削发蓄辫作为一个汉人无条件臣服的标志被满人强行推广。这种推广最终是成功的，汉人逐渐接受这种现象。但是，作为臣服的一种象征，一旦有与这种象征有关的任何异样的现象，就足以深深触动乾隆的神经。另一方面，汉人文化与满人文化的冲击。乾隆认为江南一直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相伴的是腐败的汉人文化。官员沉迷酒色，吟诗作赋，疏于政务。这也让乾隆感到不安和危险。这都是有形无形的威胁――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亡明遗党曾经不屈不挠的反抗、甚至直到乾隆继位也依然在民间传递的"反清复明"的口号，使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叫魂"案一经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朝廷上下便欲罢不能。

　　第四章讲的是罪的界定。作者通过对《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史料查证，清朝法令中祭祀、十恶等条目下，都有对"巫师、邪术、魇魅、妖言惑众"等行为的格外警惕和严厉处置措施，并严格限制妖术的扩展。乾隆不愿意把叫魂危机看做是与政治相关的反叛运动，他极力不想把叫魂与政治危机扯上关系。在刑法完备远胜于民法的帝制中国，妖术被列入刑事犯罪的范畴，这似乎为乾隆推动"叫魂"案的纠查提供了政策依据。

　　将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交代清楚之后，作者在第五章开始阐述妖术大恐慌的由来。所谓的要妖术是指：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力量。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着关于魂魄的理念：中国人相信，灵魂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手段与躯体分离的……魂实际上还可能会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窃取。的作用，普通人诅咒与避邪的手段，以及因此引起的官民士绅对奸僧妖道的厌恶和恐惧心理――心理上的极度恐惧，往往以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所以，才有那么多无辜的游僧和乞丐被恐惧的民众当作术士妖人而打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叫魂危机牵动了乾隆的神经，在君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下，乾隆通过朱批奏折操纵和牵引他的精英官吏。作者依据朱批奏折进行推理，正是由于乾隆皇帝亲自干涉，严厉地苛责地方官员，使得对"妖道淫僧"的声讨，形成了"蝴蝶效应",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这股妖术气流带来的震动，国家整个法律机器为之迅速转动起来。

　　虽然各地官员在乾隆的重压之下为叫魂之事奔命，但是效果不甚明显。在拷问一堆乞丐游僧之后，并没有得出事件的线索和来源。他们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莫须有的"妖党踪迹"就像隐在云后掩在雾中一样难以捕捉。

　　最后，当一系列的"妖党踪迹"变得难以捉摸的时候，官僚集团开始怀疑妖党是否真实存在。这时，国家的最高权利机关的大臣们终于挺身而出，澄清这起叫魂危机是无须有的。

　　这起持续了半年多得危机终于在一纸不光彩的官文的公布下结束。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君主集权制是这起危机的重要根原因。如果乾隆不那么敏感，那么整个事情的发展态势就会完全不同。但是庆幸的是，也是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以使这场叫魂危机得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