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读后感（一）

　　孙述鹏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了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著者钱穆（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

　　（1）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

　　（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著者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该书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书中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国史大纲》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同时，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钱先生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总之，先生的思想，发人深思。

　　《国史大纲》读后感（二）

　　张华

　　从《国史大纲》看中国古代士族门第的发展及其原因

　　抱着尊重传统文化，希望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选读了《国史大纲》。追根溯源明智古今，感受先贤何以将人文推向理想的新境地。不才借本书述事浅谈中国古代士族门第如何演变及其原因。

　　中国古代士族门第形成于东汉，没落于隋唐。在政治上，士族拥有先天特权，政府官员几乎全部是士族人士，这主要是士族在文化上的领先地位造成的；在经济上，士族借由兼并把持着大量的土地和佃户，为自己的其他活动提供了基础；在文化上，知识也主要以家庭形式在内部传播，平民很难触及，造成"累世经学"的状况，同时由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又有"累世公卿"的结果出现。

　　在讲汉朝士族形成之前，有必要先略述春秋战国时代的民间自由学术的兴起。春秋之时，学术被贵族阶级所特有，但由于战乱以及贵族阶级的堕落，原本由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学术以及知识逐渐由一些没落的贵族或者贵族养的贤士传到民间。诸子百家在此时逐渐兴起与发展，民间学术一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中国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

　　经过战国二百四十多年的战争，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六国，中国遂开始有大规模的统一政府出现。秦自统一到覆灭，不过15年。到刘邦称帝，建立大汉王朝，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出现。

　　门第在东汉时逐渐形成并逐步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学术环境之不普遍，学术的教授条件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第二，由于经学是入仕的条件，所以那些有知识传承的家族占有极大便利，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较熟悉的是袁绍，号称"四世三公";第三，当时朝廷的选官制度为地方察举与朝廷征辟，但地方察举权在各地太守手中，且无客观的标准，易于营私，遂使天下仕途渐渐掌握在一个特殊阶级的手中。此三者相互作用，遂成门第。

　　直至魏晋南北朝，士族门第发展到顶峰。主要原因此时连年动乱，武将作乱，王朝更替频繁，再加上南北对峙。但王朝的更替并没有对这些世家大族造成多大的影响，因为每一个新上台的帝王都需要士族的支持，都需要靠士族门第维持其脆弱的统治，甚至有些朝代的更替还有这些士族门第的影子。所以帝王换了一个又一个，王朝换了一朝又一朝，但士族门第依然稳如磐石。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成为士族门第的典型代表。特别是东晋，"王与马，共天下",门第势力之盛可见一斑。东晋南渡，(www.lieshai.com)依仗的是王敦、王导两兄弟，王敦统兵在外，王导执政在内。晋元帝尊王导为"仲父",晋成帝见王导躬身行礼。

　　同时，此时的选官制度逐渐演变为九品中正制，讲人才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等级又分为上中下，共三等九级。但人才的品评系于"中正"之手，这一官职基本掌握在士族门第的手中，相当于由是族门第之人来给天下的读书人划定等级，评定优劣，遂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局面的形成。另外，两汉之时的官员，与举察制度相辅并行的尚有学校与考试制度。及至东汉，门第势力业已成型，学校与考试制度遂遭受到冷遇，重要性越来越低，以致难以存在。

　　至晋朝南渡，南北对峙之局逐渐形成。故士族门第也有南北之分。南朝士族门第分侨姓与吴姓，随晋朝南渡的士族为"侨姓",以王、谢、袁、萧为代表，当地士族为"吴姓",以朱、张、顾、陆为代表。吴姓士族不如侨姓士族。北方士族也分两类，汉族为"郡姓",山东以王、崔、李、郑等为代表，关中以韦、裴、薛、杜等为代表，鲜卑为"国姓",以长孙、宇文、窦等为代表。

　　留在北方的士族与随晋朝南渡的士族而言，地位与门望皆较次，但因北方处于胡族的统治与逼迫之下，所以北方士族不得不厚结民众，以此保持自己的地位，借以博得胡族统治者的重视。较南方士族而言，也更为务实。南方士族因无异族的压力，当权者亦需要其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南方士族圈田占地、把持仕途、远离民众，逐渐腐败堕落，与北方士族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隋唐时期，北方士族甚至扛起了当时士族门第的大旗。

　　经过四百年的动乱，终于盛运再临，遂有隋唐之统一。隋唐的代表是五姓七望――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但此时，五姓七望也已是士族门第夕阳的余晖。士族门第没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隋唐两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制度，这给平民百姓进入仕途打开了大门，破除了士族门第的长期垄断；二是隋唐两代均有意识的抑制土地兼并，削弱了士族门第的经济基础；三是当权者有意识的压制士族门第。

　　从东汉萌芽到唐朝的没落，士族门第存续了六七百年的时间。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有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通过科举走上了仕途，士族门第也不复往日之盛，甚至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历史的发展是合理的，她在不断的迈向一个理想的境地。她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并在不断地续写着变幻的下一刻。

　　2016.9.14

　　张华

　　国史大纲读后感（三）：来自星星的钱穆

　　吾所以将钱穆置于"来自星星的"之后，起因有三：一、钱穆与都敏俊同为教授；二、两人熟谙历史；三、此亦为最重要一点，即两人之影响力均非同一般，盖都教授影响于女人，而钱教授则影响于读书人。是为序。

　　多月以前，吾师邓长春君赐我《国史大纲》一部；自是以后，吾视其为《九阴真经》，手不释卷，虽时常觉其枯燥无聊，但深感此书有货，故将其卯足了劲读完。读完其文，猜想其人，故有此鸿篇巨著出炉。关于钱穆，三言以蔽之，曰"中国控",曰"孔子发烧友",曰"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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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控

　　控，据说源于岛国语，意为情结，如许嵩唱"微博控"、杨帆讲"德国控",皆有此意；而中国控，则也是指某人具有中国情结。读《国史大纲》及相关文章，可知钱穆实为一资深中国控。他写的《国史大纲》连排版都是竖排繁体，让拿着这本书看的在下也瞬间有种莫名的高调感――毛泽东比他大几岁，鲁迅比他大十几岁，有见过他们的书是这么拉风的么？一翻序言，里面那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其知名度堪比陈寅恪之"了解之同情"与灰太狼之"我还会再回来的"!这种"温情与敬意"着实是被他带进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中的。在书中钱大爷对那些发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之类的声音是这么回的――"其然？岂其然！"意思是："这话对吗？对个毛线！"给予了深深的鄙视！那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所体现出来的"自我"精神怕是会让那些没看这本书而开口闭口就希腊罗马、英美德法的伙计们惭愧了！

　　太史公曰：现在有些人啊，经常这个"癖"那个"癖",这个"控"那个"控",岂不闻，知之深才能"癖"之切、知之深才能"控"之切？甚矣，其不知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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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发烧友

　　我曾在一相机店里听过"发烧友"一词，因说这个词的人是个漂亮姑娘，"文以人传",所以我对"发烧友"这个词印象深刻。发烧友，大抵指一人或多人对某一人事有极高热情，几至于热得发烧，故谓之"发烧友".钱穆九十三岁时曾谓："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谓只在孔子一人。"由此可知，"孔子发烧友"一词，钱穆当之无愧！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给予孔子之评价也是极高的，各种"第一个"的殊荣一并赋予孔子；钱穆论南北经济中心转移时将原因归结于"人事",此一风格无异于孔子那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外我亦隐约觉着钱穆在书中对古代的税制、兵制和官方意识形态有所侧重，这让我想起了孔子曾对他学生讲为政要"足食、足兵、使民信之",不知是否有所关联？反正钱穆对孔子的基情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太史公曰：无论是孔子还是贞子，能让自己"发烧"到九十三岁的"子"都是好"子"!

　　3

　　学霸

　　学霸之义，不言自明；钱穆为学霸，不言怕是不明。钱大爷其实只有中学学历，貌似家境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然最后混到了大师级的人物，那想必是牛叉轰顶的。他自己也曾讲他从7岁开始到80岁无一日不读书――虽然明显有吹牛的嫌疑，但还是对其真实性抱以最大程度的认可；其学生余英时也曾讲钱穆胃溃疡犯了都还想着要看王阳明的文集――而他自己的解释是"求其所好",这怕正是韦伯所说的"陶醉感"了。我听说有种人，他从读书里头能获得几乎所有快感，甚至用读书代替了性生活――钱穆怕是也差之不远矣！

　　所谓学霸相惜，钱穆对历史上的学霸都是抱以最大同情的。钱穆讲："宋明以下之社会，……，其所以犹能造成小康之局面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这可谓是惺惺相惜的表现之一了。另钱穆之所以贬明朝而崇宋朝也几乎是通过士大夫在这两个时代的地位来判定的。由此也更丰富了"钱穆学霸论"的证据材料了。

　　故太史公曰：世界上最牛的学霸，不是写没写《国史大纲》的问题，而是他写了《国史大纲》，却发现他只有中学学历；世界上最牛的学霸，不是他写了《国史大纲》却只有中学学历，而是他这一切都是"求其所好".

　　末了，以一首打油诗来为这不伦不类的文章结个尾：

　　"《星星》已告罄，敏俊不太熟。欲读钱穆书，京东可免邮。"

　　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刘奇

　　2014.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