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有感
文/齐毅浩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一文刊登在齐齐哈尔市文史资料第三十九辑中,作者王秀英。王秀英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间,担当了齐齐哈尔广播电台台长,文章回忆了文革期间被打倒,以及受到种种虐待和折磨。
王秀英, 一九五八年调到齐齐哈尔广播电台任台长,在此前她一直任职为齐齐哈尔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各级领导者都受到了冲击,任广播电台台长的王秀英也不例外,造反派在病房中带走了正在生病住院的她。就此,王秀英厄运也就拉开了帷幕。先是戴纸糊的高帽,挂大牌子,用墨汁涂黑脸,然后跪在地上,从广播电台那儿,爬行到龙江饭店(今天的中环广场);市公安局(今天百货大楼北侧的大坑那儿);最后是第一医院。一路上嘴里还要说着"我是走资派".一路上嗓子说哑了,手和膝盖都磨出了血……
批斗会前,走资派牛鬼蛇神都得挨上一顿揍,拳脚相加,大嘴巴扇的啪啪作响。批斗会上,这些走资派、牛鬼蛇神都得站在凳子上,两侧的人把走资派的双手向后高抬起来,屁股自然撅起,这叫喷气式,一撅就是个把小时。批斗会完事后接着就是站在汽车里游街示众。许多人熬不过这样的折磨,自己了断了生命。如当时市委文教书记张蒲家的夫人就扔下了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
文中又说到,非法拘禁在牛棚里,年三十家里给送饭,看守拒收,并说道:"牛鬼蛇神过年吃什么好的".一声长叹,那会儿究竟是怎么了,人鬼颠倒,无法无天。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这篇文章开始对标题还不太理解,感觉作者是不是叙述自己走的是怎样的路,但看完文章感觉到作者在那段时间里已经是无路可走,只能用自己的清白来支撑着活着的信心。
看完这篇文章想了许多,想起刘姓同学说他的一件往事。文革开始,他的父母都关进了牛棚,还是分别关在两个地方。那年中秋节的晚上,天还下着雨,七岁的他和大他五岁的哥哥去给父母送饭,送完饭哥哥骑车带着弟弟冒着雨往回走,一下就骑到沟里,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回到家里小哥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放声大哭。
文革一开始,天天开批斗会,母亲单位也是如此。那天去母亲单位吃中午饭。休息室里,几个造反派废寝忘食地忙碌着,他们为下午的批判会准备着道具,纸糊的高帽,纸壳的牌子,这时一个造反派头头进来说,高帽和牌子都是纸质的,没有重量,这是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敷衍,必须让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没一会,8号铁丝焊成的帽子拿来了,纸壳的牌子换成了五层胶合板,挂脖子上的布条,改为细铁丝。不知道这道具最后给谁用上了,看着就恐怖。
当时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党委书记王云汉,住在我家不远处,那么大书记必然是批斗的对象。开始关牛棚,抹黑脸、喷气式就不用说了。后来可以回家,但回家是两个背着枪的造反派押送,王云汉脖子上还得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王云汉",并在名字上画了叉,就像要枪毙似的。王云汉来回上下班就像街头的风景,不懂事的小孩子们围观着,扬土、扔石子常有发生,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
这是龙华路上的一个大门,这大门封闭好多年了。文革那会儿,这个大门里面的部队在齐齐哈尔市支左(支左是文革期间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记得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我那会儿九岁)路过这里,这里的道路被很多坐在地上的人堵住了,人群两侧各有一辆汽车,汽车上装的都是铺路用的青石块,有拳头大小,人群的里有拿镐把的,又拿用四分铁管斜着切割成扎枪的。父亲马上带我走开。告诉我,快走,这里要打架。
当下,个别餐馆为招揽顾客掺杂着表演,表演的内容就是文革那会儿的歌曲或是舞蹈,饭店的工作人员也都穿上草绿色军装,扎上腰带,戴上绿色的帽子,胳膊上还要戴上红袖标。饭店的装修上也是文革化,墙上是文革的粘贴画,甚至服务员也要用当年的"语录"进行对话。
看到服务人员的这身打扮,以及他们说出的话语和这种环境,一下就把思绪拉回到那个疯狂的年代,我不管别人怎么开心的笑,我的确笑不起来,因为我目睹过批斗会,见过抹黑脸剃鬼头的,更见过人格被肆意践踏的,我真的笑不出来。我想,若王秀英老人看到这样的环境,这身打扮,这样的表演,心里该怎么想,没准再好的饭菜都难咽下。
那个年代给予走过来的人就是一种纹身,是在大脑皮层上的纹身,很难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