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律师≠好人?
――读《政法笔记》有感
前言
《政法笔记》是冯象在《读书》杂志上开设的专栏"政法笔记"文章合集,开设专栏的用意是"为中国的普通读者写一本书,谈谈新旧政法体制衔接转型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因其目的如此,所以专业性太强的话题并没有太多涉及。而是从一个个案例入手,关注和普通读者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诸如名誉权、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等,层层剖析,解读法律,阐明法理。
作者以平易近人的姿态思考生活中的法律问题,用冷静的观点看待法律实践中的得失, 且其具有文学背景,文章中不乏文学典故与圣经故事,还有许多隐喻,言语优美并且幽默风趣,推理精巧并且丝丝入扣,发人深省。
其中《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一文让我颇有感触。读完此文,我想到的是一个老话题:"律师该不该为坏人辩护?"
这个问题,隐藏了一个前提:对坏人的判定。其实,好坏之别,正如善恶之别,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所谓好人,未必不会做坏事,所谓坏人,未必不会做好事。因此,须将人与事分开而论,对事不对人。对律师而言,尤其如此,他们只需考虑事由,无关人品,好人还是坏人,说起来并无多少意义。进一步讲,律师之为律师,正如法律人之为法律人,端在于他们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他们眼里,没有好与坏,只有合法与非法、无罪与有罪、轻罪与重罪等。也许,一个人平日口碑甚坏,诉诸法律,却被宣判无罪,一个人平日口碑甚好,诉诸法律,却被宣判有罪。这背后,则是道德与法律之别,两者之间,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律师自然站在后者一边。总而言之,坏人与否,不是律师应该考虑的问题。
再说辩护权。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以好坏,甚至不以法庭宣判之后的罪与非罪为转移。辩护权可以放弃,却不可剥夺,无论基于什么借口。"坏人"云云,毋宁是最拙劣的一个借口。不许坏人找律师,不免导致其抗辩力度的弱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George Sutherland有言:"没有律师代理,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做无罪辩护。"),使其距离好人远了一步,距离罪人则近了一步,所造成的伤害,不只施与坏人,还将殃及好人。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尊重坏人的权利,恰恰是保护好人权利的前提,因为如果坏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那么,权力的滥用终将降临到好人头上。当好人与坏人一同受害,正义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反对、禁止律师为坏人辩护,除了对坏人及其行径的深恶痛绝,还有一个原因,即害怕律师为坏人脱罪,帮助其减轻、逃离法律的惩罚。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其必须在合法性的范畴之下,使出浑身解数,穷尽一切手段,追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假如当事人是一个好人,律师当可心安理得;假如当事人是一个坏人,律师则陷入两难:明知当事人恶迹斑斑,还得努力为其脱罪。如此,作为律师,他是好律师;作为人,他还是好人吗:为坏人脱罪,能好到哪里去呢?《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标题中的这两个"好",意思不同。前者对应律师职业伦理,后者对应社会道德。当律师为当事人辩护之时,前者将凌驾于后者之上,"好律师"重于"好人".问题在于,此二者能否并行不悖,而非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要走出这个困境就需要弄清楚,律师的作用是什么。如冯象所云:"因为一切法律问题的最终解决,理论上都应通过当事人(包括政府和公民)之间‘平等对抗’的司法程序,所以律师的作用,归根结蒂是程序性的,亦即非道德的。他出力为包括坏人在内的被告人辩护,罔顾受害人和公众的利益,乃是法治为顺利运作而必须负担的成本。假如律师不这样热忱为客户服务,任凭政府操纵司法,到头来我们所有人的权利都会受到损害。……律师为坏人效劳,实际是履行他的体制角色。他辩护越是成功,那体制就越发健全,越让人放心。"而且不用担心,律师为坏人脱罪,使实体正义受损,因为在另一面,程序正义却得到弥补,从整体来看,正义并未亏损,法治并未沦丧。
由此看来:为坏人脱罪的律师,未必就是坏人;反过来讲,为坏人辩护,并不尽心尽力,反而偷奸耍滑,则未必就是好人,至少,他已经不是一个好律师。选择、评价一位律师,首要考量其职业伦理,至于好人坏人,则在其次,甚至可忽略不计,这毕竟不是在选拔道德家。
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最后一点理由,正在于此:职业伦理。话说回来,为一个蒙冤的好人辩护需要技术、勇气和职业伦理。相对的,为一个千夫所指的坏人辩护不是更需要技术、勇气和职业伦理吗?
结语
艾伦・德肖维茨有一段话,充分表明了律师的心声:"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为之辩护的委托人可能会再次出去杀人,我也不打算对帮助这些谋杀犯开脱罪责表示歉意,或感到内疚。……我知道我会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但我不希望我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就像一个医生治好一个病人,这个人后来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是一样的道理。"
对坏人之辩护权的保护与辩护律师的态度,不仅在考验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还在考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