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读后感
　　
　　《中国人》这本书明显地透出作者想让自已的民族能够尽快自我理解以至被人理解的焦虑之心。这是一个思想家用心思考的结果，他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剖析残酷的现实，为的是替他的国家寻找更多辨护的理由。
　　
　　“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这是林语堂写《中国人》的最终目的。林语堂把鲁迅眼中的“黑暗”看成了“麻烦”，这与其说是他比鲁迅更宽容，还不如说这个站在中西文化边缘上的人，在思考中国时有一个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惊讶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存在，且被这种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并寻找这个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民族曾屡次被侵犯，而且不少时候是已经被侵犯了的，如元朝与清朝的出现。然而不论怎样的改变，她依旧还是那个存在，那种个性，那些传统，那种文化，只是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超过了人们心灵所能认知的程度。这种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语堂惊叹，正是这种惊叹使他无法成为鲁迅。他既要找到这个民族常被欺辱的原因，也要表达对这种生存延续能力的欣赏；他用一种温和而简单的方式阐述了他的体会，他不想去证明真理，而是想让他的国人去感知真理。他认为他们能做到这点，因为这种感知力与那种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
　　
　　在林语堂看来，当世界文明以一种快得让人来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发展时，他的国家却陶醉在文明与原始之间，所以，他困惑地说：“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发现一种颇觉高傲的保守；保守？高傲？到底为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在对宇宙规律的把握、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上都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所以，我们有四大发明、有儒道哲学。我们的发明使我们有了生活能力，我们的哲学使我们的生活找到了稳定和安全感，我们以聪明和洞察力率先跨进了人类文明的门槛，甚至“曾经是征服者”。带着这种优越感，我们从心底里蔑视所有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乃至后来对任何拯救自己于苦难中的思想和行为都抱着冷漠不屑的态度。所以，当世界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时候，这个曾经先进的民族仍是一只脚在文明的门槛之内，而另一只脚却高傲地留在原始状态。这种现状被西方人视为落后，这种心态被他们认作神秘，“落后而神秘”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全部印象，连作者自己也感叹到“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灵魂！多么伟大而又古老的灵魂”。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原始情结，但却又“对幸福总比对进步更感兴趣”，这种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个智慧不太发达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但中国人却发明了“祸福相依”哲学，通过改变自我内心认同的“契约”来模糊苦难与幸福的界限，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学会了陋巷之中尽堪行乐、黄连树下也好弹琴这种认地狱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语堂把中国人这种不以实践而以大脑、不以科学而以经学来造福人生的方法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并认为它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国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
　　
　　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这种智慧使这个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东西。
　　
　　在《中国人》中，林语堂还用了许多笔墨剖析中国人是怎样面对政治生活的，怎么样生活在经术与权术之间的。中国人把西方称为“方法”的东西叫做“术”，于是哲学成了经术，政治成了权术。这两者本应是相向的“道”，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然而人们却常常是用权术来解构经术，其结果是：娱己被当作是束己，放纵被理解为禁欲，贪婪被认为廉洁，从而导致一个缺乏制度的庞大政府和没有纪律的亿万国民的出现。中国的经术不论是儒家的“入”还是道家的“出”都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于残酷。但中国人所做的不是消灭或修改经术来消解这种残酷性，而是力图使自己既不遭罪吃苦又被认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范。这种国民心态使得“变通”一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而它的行为首当其冲是为官者，于是，权力成了以“变通”为能的权术。“克己利他”的经术经过权术一消解，为官者改公开抢夺为暗中盗窃，贪官出现了；经术中的“礼治”被权术理解成“人治”，官民关系变成了私人关系。而官德毁则民德降，当这些体现了最高伦理的经术再回到百姓中时，就变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此，林语堂解释中国人喜欢儒家的原因是“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www.fwsir.Com)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他非常推崇韩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对一个贪官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而不是仿贪官之道为自己生存之道。总之，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在思考着自己的祖国，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爱与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与恶；他会心地去理解国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无情地去批判社会黑暗；他既能否定又能欣赏。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已陷入麻烦的中国，但也看了这个民族有解决这些麻烦的能力。问题是，她的国人意识到这些麻烦没有，这才是林语堂所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