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故事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其文学功底在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是排在前几位的。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才华横溢，绰有余裕。

1931年初，瞿秋白的领导岗位被解除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他可以在一直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为党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文学活动中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鲁迅比瞿秋白年长18岁，又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文坛的地位比瞿秋白重要得多。然而，正如《<三闲集>序言》中所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他对萧红等青年的温和，他同青年木刻家们的友谊，让人印象深刻。

也是在1931年，鲁迅和瞿秋白第一次通信，并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此后瞿秋白遇险时，曾数次前往鲁迅的住所躲避。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遇害，鲁迅非常愤慨，决定编订瞿秋白的译文集以资纪念，于是《海上述林》出版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在友人印象中，秋白文质彬彬，才华横溢，多愁善感，用生命去体会。一个浪漫的情人，一个浪漫的文人。年少的他，在绘画、治印、音乐上颇有造诣，这并非出于他对艺术的好奇，而是他的心性，更适宜在这样的领域挥洒。于是，偶尔他在月夜里吹起洞箫，友人都会产生奇妙的错觉，觉得他跟箫声融合在一起，再难区分。

文人大抵都有“家国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或许就是出于此，

秋白选择了投身革命，并一度处在权力的中心。可是，革命诚然需要浪漫和激情，但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素质。秋白无法同时拥有其他，便常常在现实的挫折和磨砺前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怀疑自己无能。此时，他已感到无暇自顾。至于月夜下的箫声，那更成了一个无从谈起的梦。

秋白留给后人的印象，始终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这缘于他在过名单狱中写的名为《多余的话》的自白。

他在其中，完整地表现了参与革命以来有过的热情、执着、迷茫、孤独与无奈。正是这份自白，让他的被捕成了“叛变”，就义成了“讨饶不成”。

可是他死时，同所有英雄一样，都很英勇。他高唱着《国际歌》，指定一处草坪盘腿坐下，直待那声枪声的响起。

按照我们平日接受的“英雄”的概念，狱中的瞿秋白，与刑场上的瞿秋白很难重叠起来，或许只能将其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人，一条独特的人生路。

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经历不了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深入地思考、看待他走过的路，而不是以固有的标准，归纳他的历史归宿。

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瞿秋白将“身后名”置之度外。他可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却又不愿借死亡来成就本来唾手可得的英名。这是超脱了所有大度与气节的风采，这是对生命的诚恳与真实。

于是，瞿秋白在历史上，留给我们的感觉与启示愈显迷离。他是如此热情地参与了革命，又是如此平淡地疏离了革命。可是，他的心，仍然忠诚地向着革命。这样的人生，常人无法解答。它提醒我们：人与路，路与人，这超过“表现”所揭示的含义。其间的深远，要用生命去体会。

悠悠岁月中匆匆走过多少人？他们总是被人遗忘或想起。被人遗忘，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被人想起，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幸福和悲哀，其间的分别又在哪里？我不清楚，或许只有路上留下的点滴，提醒人们，怎样的人曾在怎样的路上走过。

同秋白一样，历史的大路上，走过了太多的丰富的生命。而秋白的人生之路，从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该用怎样的眼光去评定身边的一切。不是什么人即什么路，什么路即什么人。明于此，我们方能最真实地还原历史，而不是迷茫于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