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去世享年 94 岁，金庸现实中是个怎样的人？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1999~2005年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1955年在新晚报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1959年和沈宝新合作创办《明报》，自任社长兼总编辑。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武峡小说，在明报上连载。1972年9月《鹿鼎记》连载完结，金庸宣布封笔。20年间先后完成《雪山飞狐》《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雄传》等十五部小说，成为武侠小说的典范，在大众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金庸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其作品艺术成就高影响力大著作历年来被改编为多部电视剧电影广播等。1996年至1997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筹委会委员。1998年，获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1年国际天文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现的编号10930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 2009年6月25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9年9月8日，中国作协七届八次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金庸当选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的决议。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下面写一写笔者根据一些版本的金庸传(包括冷夏版，傅国涌版等),以及他的文学作品及相应序言后记，来阐述现实中的金庸。

众所周知，金庸出自曾经"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的海宁查家，同辈族人包括诗人穆旦（查良铮），查良钊等，表兄是同为渣男的徐志摩。琼瑶还是他的远房亲戚，可能叫他叔叔吧。

按海宁查家第七世起“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的族谱，他是查家二十二代，我们抽出其中的“继”字辈，不得不提一下查继佐，在鹿鼎记第一回里，他又叫伊璜先生（字）。

在鹿鼎记中，高风亮节的查继佐被附庸风雅、私修明史的庄廷鑨列入明史参校，受连累入狱，后被大力将军吴六奇救出。

当然，在金庸笔下，先祖是无辜的。可是在一些史料、笔记里，如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里提到，查继佐被列入参校后，与陆圻等人一同当先检举发难，庄家以财力摆平后，却又被吴之荣告发中招，明史文字狱越闹越大，查继佐入狱，却因先前检举之功，反而保得性命。

引文如下：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皆同时被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 圻，当狱初起即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以故得免于罪。

这里我不想考据孰真孰伪，因为容易掐起架来，我只是觉得，以金庸这等职业老贼(中性词)的本事，文过饰非、把先祖的呵呵行径全部推给吴之荣什么的并非不可能。

接下来是"嗣"字辈的查嗣琏及弟弟查嗣庭。前者卷入清代长生殿案(自行百度)后，改名慎行。没错，就是那个让金庸优越感爆棚的大诗人查慎行。但是查慎行命运是很悲催的，弟弟查嗣庭因为亲近隆科多被雍正找个文字狱借口干死了，连累自己被流放，查家伤亡惨重，朝廷还因此停止了浙江乡试会试三年。这段剧情，金庸是这么描述的:我自己家里有过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我的一位祖先查嗣庭，于清雍正四年以礼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省正考官，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有人向雍正皇帝告发，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出这试题，用意是要杀皇帝的头。雍正那时初即位，皇位经过激烈斗争而得来，自己又砍了不少人的头，不免心虚，居然凭了“拆字”的方法，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狱中，雍正还下令戮尸，儿子也死在狱中，家属流放，浙江全省士人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六年。查慎行后来得以放归，不久即去世。

另有一种说法是，查嗣庭作了一部书，书名《维止录》。有一名太监向雍正说“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两字之头。又据说《维止录》中有一则笔记：“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大行”是皇帝逝世，皇四子就是雍正，书中用到“奇哉”两字，显然是讥刺雍正以不正当手段篡位。《维止录》中又记载，杭州附近的诸桥镇，有一座关帝庙，庙联是：“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诸、朱两字同音，雍正认为是汉人怀念前明。至于查嗣庭在江西出的试题，其实首题是《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第三题是《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这时候正在行保举，廷旨说他有意讪谤，三题茅塞于心，廷旨谓其“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问。”

雍正的上谕中说：“查嗣庭……朕令在内廷行走，后授内阁学士，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系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着即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雍正所公开的罪名是：看其相而料其心术不端；讽刺时事；日记中记录天灾。

节选自《鹿鼎记》第一章附注第一种说法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辟谣了，第二种说法更贴近史实。最后，是金庸在连城诀后记提到的祖父。我祖父文清公（他本来是“美”字辈，但进学和应考时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沧珊，故乡的父老们称他为“沧珊先生”。他于光绪乙酉年中举，丙戍年中进士，随即派去丹阳做知县，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

……

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

节选自《连城诀》后记在金庸描述中，祖父是捍卫丹阳教案中烧教堂的百姓而被参革的好官。但是，清末教案遗留后世的原委水分并不少。这里我并不是要引导大家去黑金庸，的确是诚心求知真相而已。

之所以把这几段很多人都知道的掌故着意强调，是为了简单说明两点，一，金庸出自名门，书香世家，不难理解他出众的国学造诣。二，金庸是个，嗯，对自己的家世门楣有着严重认同感归属感的人(这里我尽量注意措辞吧),太上不辱先，这当然没什么不对，也算不上什么黑点。对祖先深陷文字狱的执念以及身为海宁查家的无上荣耀，我想大概是金庸武侠以反清题材始，又以反清题材终，以及第一个男主角就是海宁人的缘由之一吧。(当然，鹿鼎记并不是彻底的反清了。)

他在海宁袁花的大家族待了十余年，钟鼎诗书之家，耳濡目染，自小接触经史，又积累了明清、西洋小说等阅读量，其中他喜欢三国、喜欢大仲马，后来的连城诀简直是《基督山伯爵》的致敬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时值民国武侠盛行，他在家中书室，第一次受到了顾明道《荒江女侠》的启蒙，之后还爱上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及还珠楼主等作品，这便是金庸之后写作武侠的一大缘由。再然后，他离乡前往嘉兴中学读书，又遇到日寇侵华战乱，与师生千里奔徙，辗转至碧湖，期间母亲因病逝世，葬于庵东镇（钱塘江南岸），号称盐都。

也就在他迁往碧湖读中学的那年，古龙在香港出生。

延续之前说法，金庸浓重的家乡情结，使得他在后来的作品里，不难得见幼时的影子。罔论射雕、神雕里的嘉兴、烟雨楼，就算是倚天屠龙记，也有几分对生母的追思。这日已到浙东钱塘江之南。他迈着大步急行一阵，路径渐窄，靠右近海一面，常见一片片光滑如镜的平地，往往七八丈见方，便是水磨的桌面也无此平整滑溜。俞岱岩走遍大江南北，见闻实不在少，但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情状，一问土人，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那便是盐田。当地盐民引海水灌入盐田，晒干以后，刮下含盐泥土，化成卤水，再逐步晒成盐粒。俞岱岩心道：“我吃了三十年盐，却不知一盐之成，如此辛苦。”

《倚天屠龙记》第三回 宝刀百炼生玄光照这个进度下去，本篇答案应该会成为不入流的传记，所以我接下来拣要紧的说。

我说过，金庸是个商人。这个特点在他年幼时便可体现，他出版的第一部书并不是《书剑恩仇录》，也不是什么社论散文，而是与其他两个同学合编的《献给投考初中者》，是一部报考中学的tips参考书，当时考学艰难，不得不说，这是一部成功抓住消费者需求的商业案例，也为金庸带来了第一笔财富。

接下来的历程我们通过百度百科简单过渡一下：在壁报写下讽刺训导主任的《阿丽丝漫游记》被开除——衢州中学（后来碧血剑里重点描绘了衢州石梁）——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投诉校内党员被勒令退学——杭州《东南日报》任外勤记者——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上海《大公报》——调往香港分社，这一年，是1948年。

回到开头的结论，金庸是个政客。事实上，他是一个有政治情怀乃至抱负的人，他文学素养极高，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便即一炮打响，但此前，他并未像古龙一样，在公开场合发表文艺作品。他年轻时除了业余阅读，基本所有的专业储备都指向政治这条道路，解放前夕，据说他还发表了《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阐明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应归共和国所有，倘若此事为真，不得不说这显而易见是一桩政治投机，次年，为圆心中周游列国的外交梦，他北上中共外交部谋职，却因查家的旧社会地主地位，及在国民党旗下学校的学习背景，根不正苗不红，而被拒之门外。来年生父在土改运动中惨遭枪决，金庸心灰意冷回到报社，逐渐开始其创作生涯。

金庸的创作生涯与题主的问题关系较小，且同样很多人知道，我们简单概括。

在《大公报》的时候，金庸认识了来自广西的同事——陈文统。

1952年，两人相继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他们志同道合，同样爱好武侠、琴棋书画，相识相知相……咳咳，同年，香港武术界太极门与白鹤门发生冲突，并于54年设擂比武。为推波助澜，总编罗孚说服陈文统撰写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发表于《新晚报》，笔名：梁羽生。在取得不错反响后，罗孚又把矛头对准了查良镛，并赶鸭子上架地催产出了《书剑恩仇录》，笔名金庸。从此，两人走上了武侠创作的不归路。56年，于《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57-59年，连载《射雕英雄传》……

当然，各位看官可以打起精神了，这个时期，我无意描述他们的创作心路，我只想八一八金庸的感情史。

后来，金庸又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编辑“大公园”栏目，以林欢、姚馥兰等笔名发表大量影评。为此，利用编辑身份，他接触了大量影业公司及电影工作者，我们揪出其中的长城影业，因为金庸认识了，或许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女人：夏梦。

57年，随着内地反右运动愈演愈烈，左派《大公报》的作风让金庸愈难适应，同年冬天，他离开了陪伴他十余年的公司。“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是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引自艾涛《金庸新传》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离开大公报，何去何从？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此进入了长城影业。

我曾经看过《档案》节目做过金庸感情史的专题视频（后面附地址），那个节目将金庸的每个女人、甚至相处细节都讲得言之凿凿，事实上，在金庸与夏梦的绯闻直至现在仍然长盛不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理智看待这个问题，金庸在公开场合从未谈及夏梦（或许仅仅是我没看过），他对此讳莫如深，因此，金庸追夏梦的八卦是否真实，严谨来说，我们应该是存疑的。

但是从我看过的这么多材料——至少我个人相信是真实的。

在绝大多数金庸的传记里，一般都会援引以下论据：

1、沈西城在《金庸与倪匡》里的文章，附图如下：

图片拍自费勇所著《金庸全传》，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

简单来说，是由倪匡口中“好像追过夏梦”得到的证实。

2、金庸离开长城影业创立《明报》后，原本以政治为主小说为辅的报刊，却立即为夏梦专门开设专栏，刊登其国外旅行学习的游记，之后夏梦移民加拿大，更花了颇大篇幅报道此事，且还发表一篇《夏梦的春梦》社评：……对于这许多年来，曾使她成名的电影圈，以及一页在影坛中奋斗的历史，夏梦定会有无限的依恋低徊。可是，她终于走了。这其中，自然会有许多原因，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毅然抛弃一切，还于幽谷，遗世独立，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另外，刊载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当年论道琴棋书画等散文的《三剑楼随笔》里，有一篇《快乐和庄严——法国影人谈中国人》，摘录一段：有人向石慧开玩笑说：“怎么他老是说夏梦，不说石慧呢？”大家都笑了，因为在法文中表示“动人、可爱”等意思的Charmant，声音就像在叫“夏梦”。几位法国先生在谈话中大赞中国与中国人，所以不断听到“夏梦、夏梦”之声。诸如此类，夏梦的影子在金庸的身边，实在出现得太多。

所以人们甚至传出，金庸进长城作编剧，只是为了追夏梦，所撰写的《绝代佳人》等剧本，所参与导演的《王老虎抢亲》，可谓为佳人量身定做。而金庸后来出现的“姚嘉衣”笔名，更是因为夏梦觉得“姚馥兰”太娘，笑称“姚家阿姨”而改称。GT吗。

这是为何后来读者把这段经历，当成是段誉追求王语嫣的原型。

痴情吧？屁。

回到开头的论点之一：在感情上，金庸是个渣男。

有些人对“渣男”的称呼并不太舒服，没关系，这只是用词偏好，换一个提法就是不负责任，花心。反正我不会改的。

40年代末，金庸在东南日报认识杜冶芬，并结了婚。这是他第一任妻子。

后来遭到妻子的背叛，结束了此段婚姻。原因在《档案》里的视频有说。

第二段婚姻是在1956年跟张幼仪二世朱玫，后者为他生下两男两女。

而查男镛，不对，查良镛在长城跟夏梦暧昧不清的时候，却是53-58年。即是在认识朱玫乃至结婚后，他的绯闻仍未消停。59年金庸创立明报，仍然大篇幅刊载夏梦的消息，的确是个痴情男子。呵呵。

而朱玫却是金庸的患难之妻，她是新闻记者出身，在明报运转上，她义务跑腿、写稿，并照料金庸的饮食生活，可以说金庸创业的成功离不开这个贤内助。然而，最后他还是抛弃了她。尽管古话说，糟糠之妻不下堂。

明报成功后，两人摩擦不断，76年，在美国的大儿子查传侠因感情问题（一说因金庸朱玫的家庭矛盾）自杀，这对夫妇两人而言，不啻晴天霹雳。后来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这么说道：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1977年3月。

不管他感情经历如何，那时候，他终究只是个平凡的父亲。

写到这，我已不忍再继续黑他。但是金庸因大儿子之死郁闷伤怀的时候，他遇到了林乐怡。那时候是一家饭店的服务生，同时，是他的忠实读者。没错，之后金庸发生了婚外情。

76年，金庸与朱玫正式离婚，之后与小他29岁的林乐怡缔结第三段姻缘。刚烈的朱玫始终没有与金庸往来，并于1998年病死，晚景凄凉。

写下这部分，其实我心情很矛盾。因为我开头说没有资格评价金庸，更多为此。

我认定金庸是渣男，很大一部分也是给朱玫打了许多同情分，终究是因为患难之妻不可弃的观念。但是，这毕竟是旁人的私人领域，我这么絮絮叨叨，似有翻旧账攻击的意思，但终究一去多年，而且，是我们无权过问的东西。而且，两人相处，感情这种事，毕竟没那么简单草率。

对朱玫，金庸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他的惭愧，不管经过多少风雨，不管两人结合到分手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他还是承认，他是对不起朱玫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他的失败婚姻及丧子之痛而转移。“别人怎么看我不管，但我对不起她。我的爱情观不够道德。一个人一辈子的爱情，只爱一个人，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我做不到。” ——金庸以上涉及视频见档案 2013

是啊，不管你现实中多少举案齐眉白头到老，我就是这样汉子，又能奈我何？与其回避不如公开，金庸还是蛮坦荡的。

尽管对于要不要八卦别人感情生活很矛盾，但我的立场并没有变，我对他在感情上的经历，还是不以为然。但必须要强调的是，那确实是他的私人领域，与社会无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花心，还包括他身为商人的逐利与世故，身为政客的“趋炎附势”，这些，很多是为生活、形势所迫，都无损于他的个人成就及社会贡献。简单而言，瑕不掩瑜。键盘侠声名俱灭，也不废江河万古长流。

前面花了太多篇幅讲述背景、援引出处、八卦爱情，接下来可能才是更正面评价武侠作品之外的金庸。

我们不再按时间轴线，现在按照政客+商人的基本思路的阐述真实生活中的金庸。

因为内容敏感，只好把原答案大幅删减。

一、明报事件。

金庸与人合办明报之后，几乎靠一己之力，将明报发展成规模，再通过自己出众的领导才能、经商水平，将明报推向了股市。

明报能够站稳脚跟，主要依靠之前《射雕英雄传》所创造的人气，金庸得以响应市场需求，发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作品。

但是，明报发展壮大，武侠小说读者并不是唯一受众，这时候，金庸将他卓越的政治见识，付诸笔端，成了另一个金字招牌：查氏社评。

明报当初成立，正值左右势力潜涌，金庸只好和稀泥，摆出“公正”、“善良”的口号，说白了就是两不得罪。倒也靠着武侠小说，不温不火。

但是三年灾害引发的“逃亡潮”里，他不同以往，却派出所有骨干记者前往一线采访，并一连发表十多篇社评，对TG口诛笔伐。

其后，十年和谐期，这段期间，明报头版基本全在报道此事，他特地开辟“北望神州”专栏，此后明报几乎成了香港人了解内地政局变化的主要信息来源。

不得不说，金庸的社评是出了名的洞若明火，而且，许多都是具有高度前瞻性的。他一针见血指出此次事件的根本目的，并始终如一地支持太宗一脉。

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香港处于鞭长莫及的大环境下。但金庸对政治敏锐的嗅觉，对大局的推测，除了天赋、才能，我真的没什么可挑的。

这期间，正是他连载《笑傲江湖》的时候，这也是为何笑傲成为政治寓言的原因所在。

金庸以他炉火纯青的笔触，将自己送上了左派势力的暗杀名单，为自己送来了“豺狼镛”的名号，却将明报事业推向了巅峰。后来明报陆续创立《武侠与历史》、《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等刊物，成为香港大报，1991年3月，明报正式挂牌上市。91年底，金庸与智才公司的于品海合创明智控股，出售股权，正式交出控制权，退隐报业江湖。这是后事，不再提。

二、与领导人会面

金庸曾经以周游列国为政治抱负，并未实现，但也可以说，他实现了。

而早在1973年，他便以明报记者的身份，访谈过蒋经国和严家淦。

1981年，由于金庸在和谐期对我党小平同志始终如一的支持，他接受我党邀请，在新时期得还旧土，并得到了小平同志同意接见的批示。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邓小平同志接见从DYJ到WG都对我党有微词的金庸，传递了我党的胸襟，表现出新时期我中央政府开明的政治风度。以及，通过金庸这个大报媒介，向香港人传递我党面临香港未来所采取的立场，政策。中央特别优待提供官方消息，明报负责任地传达到位。是的，金庸不负众望地做到了。

此外，金庸还接受了时任港澳办主任廖承志宴请，并于1984年得到了胡总书记的接见。

金庸的步履，终于迈入了政坛。

三、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1984年9月26日，中英政府代表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4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基本法草委会，由于与中方多年融洽关系，金庸受邀参加基本法草委会，正式走向参政议政的道路。

同年9月21日，在中外政坛风起云涌、国家前路变幻莫测的同时，在红尘中人仍为案牍所劳形的同时，台北的三军总医院，天涯一隅的浪子，终于孑然一身地、走到了江湖的尽头。

古龙，原名熊耀华，终年48岁。

香港基本法起草，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金庸是政制小组的负责人，负责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设计一套政制形式。政治制度这种东西，历来是无数键盘侠发生口水战的话题。

此次政制拟定，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关系及职责，吵到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等三司长官如何产生，

在煎熬一般的辩论、争斗后，主流方案终于拟投产——

其中行政长官产生方式是：第一二三届的行政长官由间接选举产生，在第三届任内，由香港全体选民投票决定第四届是否由普选产生。

很快地，金庸成了众矢之的，香港数十名学生游行，火烧明报，表示金庸的方案减缓民主进程，扼杀香港下一代的政治权利，并指责他是“做主流方案包装经销商的韦小宝”。

金庸毫不示弱，立马写就社评《没有一国的行政首长是直选产生》回应：这方案公布后，引起了一部分人士的批评，认为发展民主的脚步太慢。民主促进会等若干社团更表示不能接受，要求在1997年7月1日政权交接以前即举行选民普及的投票、直接选出行政长官。他们所持的主要理由是：今日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行政长官都是通过普及的直接选举产生的，香港却要到2012年才有可能普选行政长官，未免太落后了，在15年中抹杀了香港人的政治权利。

……

其实，以我们粗浅的历史知识与国际政治知识所知，古往今来，从无一个国家曾以普及的直接选举选出行政长官。

直接选举选出行政长官，在古希腊城邦政治时期，有些城邦曾实行过一段时候。不过那不是普选，因为只有自由民才有投票权，人数极多的奴隶没有投票资格。

在今日，有些国家的行政长官不是经由选举方式产生的，那不用说了。至于采用选举方式的，全部是间接选举，无一例外。（或许有极少例外，希望读者来函指教）是不是觉得这个议题很熟悉？

我只在最后引用金先生的社评说一句：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许多事情似乎很现代化，其实其真正本质，和三十年前的事并无多大分别。

最后，金庸请辞草委会，退出了这场风波。而经过多次会议后，行政长官的选举方式也终于确定了下来。并于2014年发生改动，这就是后话了。

金庸先生也不容易啊。

四、现在及尾声。

金庸的身影在近二十年来，仍然频繁在大众视野出现。

他卖明报、辞退草委会，大家都觉得是大侠做派，金盆洗手，独善其身。事实上，他一直都是一个极度积极入世的人。

接下来，是距离我们年代最近的故事，至此，金庸部分也终于到了尾声，大家可以舒口气了。

1、94年，金庸受聘北大名誉教授后，浙大、杭大、南开等高校相继以名誉教授相赠，受聘仪式上，金庸要演讲人文学术，观众却纷纷鼓噪讲武侠。舆论界表示各高校不过借金庸名气造势；

2、98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调任浙大党委书记，次年聘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金庸正式得到导师认证资格，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导，引发学界争论，几场学术演讲下来，各学者教授相继发声批评；

3、2001年，三联书店版权到期，金庸提出大幅提高版税的要求，争执不下，双方终止协议，金庸改签广州出版社，即大家同样熟知的花城版；然而，在央视提出拍摄笑傲时，金庸却收取了象征性1元钱的费用，央视制作牌匾，感谢金大侠侠义心肠。这里我不是黑，因为金庸商人的本性的确仍在。在港台版武侠剧风靡时，内地并没有一部知名武侠剧，此举更像是利用央视招牌打开内地影视市场；

4、金庸为在内地构筑商业帝国屡屡奔波，为所持股杂志《金庸茶馆》赴杭演讲，与各武侠迷学者上华山论剑……

5、05年，金庸入剑桥大学，07年卸下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头衔，浙大愣是在他头上装了名誉院长。09年，入中国作协，并成为名誉副主席。10年，完成博士论文，获颁荣誉院士及博士学位

…………

以上一连串的事多在近几年发生，不再援引出处，如有误，请指正，谢谢。

针对以上事件，我要再说一句。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开头引用了一大段篇幅介绍了金庸的家世，并下了这么一个观点：金庸是个对自己的家世门楣有着严重认同感归属感的人。我并不是摆弄诚意，而是要解释金庸近几年的奔波劳碌。

金庸是个家学渊源的人，而且一直以祖先为豪，但是他靠武侠小说驰名海内外，却经常受到争议。因为武侠小说一直作为通俗文学，难入大雅之堂。而且，经常受到一些业界人士的白眼。诸如王朔论战。

我不想辨明孰是孰非，也不想讨论武侠文体的艺术价值，我针对这个问题再说一点老生常谈的东西，海宁查家出身的金庸，太渴望被精英文化所认可。只要业界专家一个冷笑，就够他耿耿于怀半天，这也是他何以出入各大高校，出任各色教授，发表各类学术演讲的原因吧。

当然，也可能，只是兴趣罢了。个人意见而已，不用介怀。

我最后再下个结论，不仅在武侠创作，在生活上，金庸的确是一个顶尖的传奇人物，他混迹商界、政界、学界，不敢说一帆风顺，但的确风生水起。不得不说，我是极佩服他的，因为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而且所追求的东西，几乎都得到了，世上，恐怕没有几个人做得到。